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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怀子由作
3条好句这首词是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中秋，苏轼被贬谪黄州时所作。其时，他与胞弟苏辙（子由）已七年未见。词前小序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表面是中秋怀人，实则融入了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生死劫后，对人生、命运、宇宙的深邃思考。全词以明月为线索，上天入地，虚实交错，在豪放旷达的基调下，深藏着对人间温情（兄弟）的执着眷恋，形成了出世与入世、哲理与深情交织的复杂张力，被誉为咏月词中的千古绝唱。
蝶恋花·密州上元
2条好句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十五，苏轼时任密州知州。上元佳节，本应热闹非凡，词人却一反常态，将密州上元的冷清与记忆中杭州上元的繁华进行对比，抒发了对杭州的深切怀念，以及身处偏远之地、年华老去、抱负难展的复杂心境。词风于豪放中见沉郁，是苏轼“以诗为词”的典型之作。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1条好句这首《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于密州超然台上所作。词前有一长序，交代了创作背景：苏轼与弟弟苏辙已七年未见，适逢中秋，欢饮达旦。醉意中，他怀念起弟弟，也想起了东晋名相谢安（字安石）的典故。词作以谢安中年出仕、功成身退的人生轨迹为镜，深刻映照了苏轼自身身处政治漩涡、渴望超脱却又心系苍生的复杂心境。它远非简单的怀古或思亲，而是一曲融合了历史沉思、人生况味与哲学追问的灵魂独白，将个人命运的飘摇置于浩瀚时空下审视，达到了情、景、理完美交融的至高境界。
南歌子・感旧
1条好句《南歌子·感旧》是苏轼创作的一首小令，表面写旧地重游、怀念歌女，内里却是一曲关于时光流逝、人生易老的深沉悲歌。词中“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的细腻与“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的彻悟形成张力，展现了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复杂矛盾的心境——既有人生挫败的绵绵长恨，又有试图以禅理自我开解的挣扎。这首词语言清丽，情感层次丰富，是理解苏轼中年以后思想转变的一扇小窗。
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1条好句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一个看似平常的春日。被贬黄州的苏轼与友人出游，在沙湖道上突遇大雨。同行者皆狼狈不堪，唯有苏轼从容不迫，甚至吟咏自若。这场雨，淋湿了他的衣衫，却浇灌出一颗无比坚韧的灵魂。这首《定风波》，记录的不仅是一次雨中即景，更是一次灵魂的淬炼与升华。它诞生于苏轼人生最低谷的黄州时期，却绽放出中国文学史上最豁达、最通透的精神光芒。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宣言，穿越千年风雨，至今仍在为无数困顿中的人提供心灵的庇护。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2条好句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友人秦观（字太虚）写诗调侃他耳聋，苏轼便以此诗回赠。这并非一场简单的生理自嘲，而是一位旷世天才在人生低谷时，用幽默与哲思完成的绝地反击。诗中，他将“耳聋”从缺陷转化为优势，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无声美学”，以此抵御外界的纷扰与政治的倾轧，展现了其超越苦难的惊人精神力量。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
1条好句这首《采桑子》是苏轼的经典词作，写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冬。当时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多年老友孙巨源在多景楼重逢，旋即又要分别。词中，苏轼以眼前壮阔的江山为背景，将相聚的欢欣、离别的怅惘、人生的漂泊感以及对超然境界的向往，熔铸于一体。上片写相聚之乐与别宴之盛，下片写别后孤寂与豁达自解，情感起伏跌宕，语言清丽俊逸，充分展现了苏轼在豪放与婉约之间的自如转换，以及其面对聚散无常时特有的旷达胸襟。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二
1条好句《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组七言律诗，这是其中的第二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是年，北方蝗灾严重，苏轼奉命前往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督捕蝗虫。此诗便作于他翻越浮云岭的艰苦山行途中。诗歌以白描手法，真实记录了诗人身负公务、跋山涉水的极度疲乏，并在筋疲力尽之时，将对弟弟苏辙（子由）的深切思念，化为笔下最朴素动人的文字。它没有宏大的家国叙事，只有一个人在困顿中对亲情的本能渴望，展现了苏轼作为“人”而非“圣”的鲜活一面。
醉落魄·离京口作
1条好句这首《醉落魄·离京口作》是苏轼在熙宁七年（1074年）自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途经京口（今江苏镇江）时所作。词人身在宦海浮沉的旅途，面对即将的离别与未知的前路，借酒抒怀，以看似疏狂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江月孤舟、醉眼朦胧的羁旅图。词中既有“轻云微月”的清冷起笔，也有“巾偏扇坠藤床滑”的醉态憨掬，最终在“此生飘荡何时歇”的叩问与“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的无奈自嘲中，将个人身世之感与普遍的人生漂泊之叹融为一体，情感真挚而深沉，是苏轼早期词作中一首风格鲜明、意蕴悠长的佳作。
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昶失官归海州
1条好句这首《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昶失官归海州》是苏轼在密州任上为送别因故失官、将归海州的友人赵昶所作。它不是一首普通的赠别词，而是苏轼在自身也处于政治低谷时，对仕途沉浮、人生得失的深刻体悟与超然宽慰。词中，苏轼以“贤哉令尹”开篇，用春秋楚国令尹子文“三仕三已”的典故，巧妙地将赵昶的失官比作古贤的高风亮节，瞬间将友人从“失败者”的尴尬中解脱出来，赋予其道德高度。下阕笔锋转向对归乡后闲适生活的描绘，“云水萦回溪上路”勾勒出超脱尘嚣的画卷，而“路转忽看不”的结句，更以哲理的模糊性，暗示了祸福相倚、得失难辨的人生真谛。全词举重若轻，在安慰中见旷达，在送别中寓哲理，充分展现了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胸襟与文学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