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经典语录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前者为精英，后者为“大众人”，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心理学家将“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 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人类的真正希望就在于，经过千百年的磨难，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革命是从人人都是国家战士的极权社会过渡到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从刀剑共和国过渡到思想共和国。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慢慢变老。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结果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在和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表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反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思想。”否则，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第三种方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里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似乎并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四百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