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妖妖要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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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是《纽约客》专栏作家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的第一部。《江城》讲的是地理,以地为中心;《甲骨》讲的是历史,以时为中心。《公路中国》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是中国的核心课题,但它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化的实质。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因素:时间。 《江城》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 《江城》
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外国人注意到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而中国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收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
— 彼得・海斯勒 《江城》
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彼得・海斯勒 《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