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 余世存 《时间之书》

苦难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我们唯一需要记取的，是能否配得上所受的这些苦难。

-- 余世存

立春之日，敏感的人可以察觉，太阳出来时较之冬天的太阳不太一样了，此时阳气充足，吹面不寒，阴冷之态消失。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白昼长了，太阳暖了。“立春一日，百草回芽。”农谚提醒人们，“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大春备耕也开始了。虽然如此，大陆中国的很多地方，仍然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冬去春来，这不仅是天地间的物象，也是人心的理路。人们爱寻觅春的消息：那柳条上探出头来的芽苞，“嫩于金色软于丝”；那泥土中跃跃欲出的小草，等待“春风吹又生”；而为着夺取新丰收在田野中辛勤劳动的人们，“立春一年端，种地早盘算。”

-- 余世存 《时间之书》

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 余世存 《时间之书》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都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源泉,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