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都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网络、全球化给了我们无限丰富的资源，如果我们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以为身边几个人或某些媒体构成的“中国社会”即是我们人生的舞台和视野，那我们也太侮辱华人和人类的知识演进了。在更宽广的世界人文视野面前，眼前的热闹和人物既非真相，也非终极。

— 余世存 《人间世》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源泉,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如果我们考察自家历史上的先知，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自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神秘性，有的是理性的敬畏，而不是“理性的自负”。他们能够不占而卜，他们清楚一切需法自然天道，一切在于人事努力。善易者不卜，他们懂得变易的道理，牢牢地守住天理人情。可以说，他们是理性主义者，如果我们说他们是敬畏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者，也能够成立。传说中比较早的预言家是大禹，三皇五帝时代的终结者。

— 余世存 《先知中国》

我们世纪的先知对人性的不忍之善更不为人知，文明的道统更为衰败不堪。由于先知的缺席，渺小而孤独的个体与敬畏、安慰、希望，与人生世界的总体性解释完全隔绝。这是后世人们受管制和异化的秘密，是人们在生存秩序上失衡的秘密，也是人们在精神心理上变态的秘密。

— 余世存 《先知中国》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由此可知,梁启超有经济头脑,有政治抱负,却少了政治魄力和政治能力。好在他的财经思想今天已是国人的常识。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说不尽的。具体到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说,他仍给今天的文化人树立了榜样,那就是知识人不必讳言利益,也应该参与经济实践。

— 余世存 《安身与立命》

翻开中国的史书也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先知，只不过，他们被更为庞大的史官士人以及江湖术士们淹没了。对一个建立了政统秩序的统治集团来说，无论是天地大道还是歪门邪道的存在，这些道统和江湖都是对其政统的制约或威胁。因此，它联手史官士人以理性的名义，来扼杀先知，所谓“妖言惑众者弃市”；甚至以我注六经的形式来谬托知己。这是我们中国先知以及先知一样的思想家们被遗忘的秘密。

— 余世存 《先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