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这段独白是严歌苓在异国他乡，面对创作压力与身份焦虑时的内心写照。它精准地捕捉了“波西米亚式”漂泊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窘迫。钱和时间不禁花，但失眠的时间却无法储蓄，这种悖论凸显了个体在生存与自我实现间的无力。更深层地，它揭示了创作者在灵感枯竭、自我怀疑时，那种被“正常”标准所围剿的孤独——“人人皆睡”的社会规训，不容许一个醒着的异类。

在如今这个崇尚高效、贩卖焦虑的时代，这段话的共鸣空前强烈。它精准击中了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时间被切割贩卖，精力被无限透支，而内心的“失眠”（可泛化为焦虑、内耗、格格不入）却无处安放。它启发我们审视那些“被浪费”的时间——或许正是社会规训要求我们“必须修复”的“不正常”。接受某种“不正常”，与自我和解，可能比强迫自己“歇斯底里地睡”去融入“正常”，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失眠的故事，更是一份关于个体如何在社会规训与自我真实之间挣扎的宣言。它告诉我们，有时最大的消耗，并非资源的流逝，而是为了符合“正常”而对自己发动的、耗尽一切的内战。承认这种消耗与失败，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