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70年代末期日益恶化的通胀所造成的实际工资大幅缩水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更贫困和社会保障的废弃，新自由经济主义提供的对策是通过个人举债和购买股票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在确保雇主支付给员工的实际工资和延迟工资（退休金）不会上涨的前提下，我们被鼓励去贷款消费和为自己的退休购买股票。于是，我们不再有住房的权利但可以去办按揭，我们不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可以去办学生贷款，社会的集体保障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以去买个人保险 。在不需更换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信贷-债务便成为了主宰全部社会关系的枢纽。于是，员工成为了深陷债务的员工（不得不为雇佣他的公司去偿付公司股东），消费者成为了深陷债务的消费者，国民成为了深陷债务的国民负担着日益庞大的国债。

这段话诞生于对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深刻反思。在20世纪70年代末“滞胀”危机后，西方主流政策转向削减福利、打压工会、推崇金融化。齐泽克指出，这套方案的核心诡计在于：它不解决“实际工资下降、社会保障废弃”这个根本矛盾，而是提供“贷款和投资”作为个人解药。其创造时的意义，是撕开“自由选择”的温情面纱，揭露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通过债务关系，将每个人更深地绑定在资本逻辑中，让员工、消费者、国民在“为自己...

在今天，这段话的意义愈发尖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花呗”、“白条”、“房贷”、“学贷”和各类投资理财广告包围的时代。系统不断告诉我们：想要住房、教育、保障和体面生活？请签下这份个人债务协议。它启发我们审视，那些被宣扬为“自我投资”和“精致生活”的选择，是否在无形中让我们放弃了团结争取更好公共福利的权利，并陷入了更脆弱的财务状态。它提醒我们，当所有社会风险都被转化为个人金融风险时，真正的自由正在远去...

齐泽克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一个隐蔽的统治逻辑：它将经济危机与社会保障的缺失，重新包装成个人通过金融手段（信贷、投资）就能解决的“机遇”。这实质上是用债务关系替代了社会权利，用个人财务焦虑掩盖了集体政治行动的潜能，让我们在“为自己负责”的叙事中，承担了所有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