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问题公开,涉及面之广,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维护最基本社会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里关系等等,都处在崩裂的可能之中,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 林达 《历史在你我身边》
当权力遇上人性,谁来守护最后的底线?
源自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本书并非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而是作者旅美后,通过观察美国政治运作与历史案例(如水门事件),对权力本质进行的深刻反思。它拆解了“把希望寄托于明君或清官”的人治幻想,指出制度设计才是自由的基石。
句子出处
在20世纪末,中国社会经历着快速转型与思想解放,人们对民主、法治有了更深的渴求与思考。林达的这句话,正是将“对权力的警惕”这一普世命题,用清晰冷峻的逻辑呈现出来。它击碎了两种天真幻想:一是盲目崇拜权力顶端的人;二是简单认为“群众监督”就万事大吉。它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只要手握不受制约的监督权,本身就可能腐化或失控。其核心意义在于,将社会的希望从“依靠好人”转向“依靠好制度”,强调只有动态、制...
展开现实启示
在今天信息爆炸、观点极化、民粹情绪时而涌动的网络时代,这句话的警示意义愈发深刻。它提醒我们:在抨击“上面”的同时,也需警惕“多数人的暴政”或“舆论的疯狂”;在呼吁监督时,更要思考“谁来监督监督者”。它指向一切组织管理、社区运营乃至家庭关系——不能依赖单方面的权威或道德自觉,而需建立有反馈、能修正的规则。它启发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一个即使最坏情况发生,也有机制能将其限制、纠偏的系统。
小结
这句话的核心智慧是“对权力的绝对不信任,并将其转化为制度的精密设计”。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给出了一个持续优化的思维框架:永远假设人性有弱点,权力会膨胀,然后用环环相扣的制度去约束这些弱点,保护每一个微小的个体。自由,是这套系统运行的结果。
看不见的护栏
老陈是厂里的老师傅,德高望重,被推选为福利委员会监督。起初,他铁面无私,为大家争得了不少权益。慢慢地,他开始觉得流程繁琐,自己“一心为公”,何必受那些条条框框限制?于是采购报销他一人签字,分配方案他一人说了算。有人提出异议,便被斥为“不懂感恩”。直到审计介入,发现虽无大贪,但程序全无,公平尽失。老陈委屈:“我可没拿一分黑心钱!”审计员平静地说:“问题不在于您今天是不是好人,而在于没有了制约,好人也会无意中把路走歪,把别人的路堵死。”老陈看着那套自己曾经认为多余的制度文件,第一次感到,那些约束不是对他的侮辱,恰恰是保护他晚节和众人利益的、看不见的护栏。
适合团队制定规则时
提醒管理者,信任不能代替制度,好的规则让好人不犯错,坏人不作恶。
适合思考网络舆论时
在群情激愤中保持清醒,警惕以“正义”之名的集体暴力,呼唤理性对话的机制。
适合个人建立原则时
将外在的制衡逻辑内化,用固定的好习惯(如定期复盘)来约束自己随时的惰性与偏见。
评论区
爱听音乐
系统问题。
小梳打
所以这其实是个无限循环的难题?意识到人的不可靠,于是设计制度;制度的执行依赖人,于是又需要监督制度的执行者……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孤独的旅程0
我们常常痛恨当权者的不可靠,却容易幻想“我们”这个群体是天然正义可靠的。历史啪啪打脸的次数还少吗?
DS_Elaine521104772
弱势个人的自由,是这个系统最脆弱也最重要的测试指标。如果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权利能被保障,这机制才算有点样子。
掌心的回怡
说得挺好,但怎么才算“不断改进”呢?谁有动力去推动这个改进?会不会改着改着,又改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
阿超
这道理放之四海皆准。比如网络舆论,算是一种强大的、非正式的监督群体吧?可多少次反转打脸的事件证明了,群体的情绪极易被煽动,所谓的“正义声讨”往往在真相未明时就已开始吞噬个体。当所有人高举监督的大旗时,谁又来监督这面旗子会不会倒向疯狂的一边?缺乏制衡的“监督”,本身就可能异化为一种更隐蔽、更理直气壮的权力,而且因为披着“民意”或“正义”的外衣,其破坏性有时反而更大。系统,关键还是得靠系统性的制约。
l6l66
透彻,但无奈。
一天一机
把监督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把当权者关进去,同等重要。可惜现实中,前者笼子的门,常常是敞开的,甚至根本就没笼子。
要住进冉冉心里嘛?
说得太复杂了,简单点不就是“别信人,信制度”嘛。但制度也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这就成了一个循环的悖论。或许真正的答案不在于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方案,而在于保持一种永恒的、清醒的、对任何权力(包括监督权)的警惕和不信任,并让这种警惕本身,成为制度文化的一部分。就像给机器做保养,不是换一次零件就完事,而是建立定期检修、更换、升级的流程。社会机器的“保养”,就是持续的制度改进和公民永不沉睡的质疑精神。
Mickey_785
这句话让我想起老家祠堂翻修的事。族里长辈们说要民主监督工程款项,推选了三个公认正直的人负责账目。开头每笔支出都公示,大家很满意。可到了工程尾声,有人发现采购青石板的价格比市价高了近一倍。去质问那三位监督人,一个支支吾吾说“行情变了”,一个干脆躲着不见,还有一个反过来说提意见的人“不顾全大局”、“破坏宗族和谐”。最后多花的钱,还是按人头摊派到了每家每户。你看,监督者一旦被纳入那个系统,或者从监督中获得了某种隐形的好处(比如威望、人情),他本身就可能从“监督者”滑向“被监督对象”的同谋。绝对的信任,往往通向绝对的漏洞。
在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问题公开,涉及面之广,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维护最基本社会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里关系等等,都处在崩裂的可能之中,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 林达 《历史在你我身边》
设想如果处在法治社会中,假如有人去报告说,聂绀弩写了什么文章,警察会说,对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错门了。假如有人报告领导说,聂绀弩批评了某项政府措施,领导会说,大家都在忙着挣钱,难得聂先生还关心国家,批评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话我们给发点奖金。这样,自然就杜绝了我们在讨论的、充满贬义的所谓“告密”。
— 林达 《历史在你我身边》
在一个告密流行的社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为会受到等同犯罪的处理。这样,问题突然就简单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简化复杂的告密问题。
— 林达 《历史在你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