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灾难性的运动，最有责任最有能力将其扑灭的是体制本身，只是处于经济下行贸易战和香港危机之下，体制的领导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饮鸩止渴的诱惑，也不一定敢去违逆这个比自己还政治正确的潮流。他们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将祸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进步派。在这样的关头，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个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这个国家。如果碍于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红的潮水终将把这片土地全部淹没。

这段话在当时，是对一种具体社会现象的尖锐剖析。作者看到，一种具有破坏性的集体情绪正在形成“潮流”，而本应负起引导和管理责任的体制，却可能因为现实压力（如经济、外交困境）和“政治正确”的裹挟，选择纵容甚至利用这股力量来转移矛盾。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认为他们若因恐惧而沉默，便是对这股“祸水”的放任，最终无人能够幸免。这是一种在特定压抑氛围下的呐喊，呼唤理性与良知站出来对抗非理性的狂潮。

在今天，这段话的意义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当一种简单、狂热的声音因为种种现实便利而被默许甚至鼓励，逐渐成为“政治正确”时，真正的危险就开始了。体制可能被潮流绑架，理性讨论的空间会被挤压。此时，各个领域有识之士的独立思考和敢于发声，就不仅仅是个人操守，更是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刹车片”。它关乎我们能否避免集体迷失，能否在复杂世界中保持一份清醒的底线。

本质上，这是一则关于“责任逃避”与“勇气担当”的寓言。它揭示了权力在面对危机时可能采取的功利主义策略，以及知识分子在此情境下所面临的道德抉择——是明哲保身，眼睁睁看着理性被吞噬；还是冒着风险，成为抵挡狂潮的堤坝。其核心是：社会的底线，需要有人去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