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朝官僚体系的核心缺陷：用道德代替法律，用善恶定性代替技术裁决。在当时“争国本”的背景下，所有关于太子人选的利弊、权力平衡的考量，最终都被文官们包装成“忠奸”、“正邪”的道德命题上奏皇帝。这使得本可协商的政治问题，变成了非黑即白的立场站队，皇帝无论支持哪一方，都会被另一方扣上“昏庸”或“偏私”的帽子，导致决策瘫痪，国家机器空转。

在现代社会，它警示我们警惕任何“泛道德化”的讨论。无论是网络争论、职场分歧还是公共政策辩论，一旦脱离具体事实和规则，陷入“你坏我好”的人身攻击与立场审判，就会如同明朝庙堂一样，陷入无解的内耗。它启发我们建立清晰的规则与程序，让分歧能在“对事”的框架下解决，而非升级为“对人”的道德诛心。

黄仁宇的洞察超越了历史，直指一种普遍的管理困境：当制度缺少解决问题的客观“算法”时，人们就倾向于调用最简单的“道德标签”来充当武器。这虽能快速凝聚阵营，却让问题本身永远无解，最终损耗的是整个系统的效能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