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可以称为艺术的东西，其中都有补救赎罪的因素。如果这是"高调悲剧"的话，则可能是纯粹的悲剧。它也可能是怜悯和讽刺，也可能是强人的粗声大笑。

在钱德勒的时代，侦探小说常被视为廉价的消遣读物，难登大雅之堂。他提出这个观点，是在为自己笔下的冷酷世界寻找一种崇高的辩护。他承认故事里充满罪恶（悲剧），但坚持认为，正是通过书写这些罪恶，并让笔下的硬汉侦探马洛在其中坚守某种准则、付出代价、偶尔带来一丝微弱的公正，才完成了某种“补救与赎罪”。艺术不是粉饰太平，而是直面黑暗并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丝人性与秩序的可能。

在今天，这个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所有触及“负面”题材的创作——无论是沉重的纪录片、批判性的社论，还是描绘困境的文艺作品。它们存在的意义，并非为了单纯地展示绝望（纯粹的悲剧），而是在于提供一种理解、反思甚至超脱的路径。艺术成为一种“处理”痛苦的方式，它可以是共情（怜悯），可以是尖锐的批评（讽刺），也可以是一种看透真相后依然选择前行的强悍生命力（强人的大笑）。

钱德勒告诉我们，伟大的艺术从不回避生活的粗粝与不堪。它的高贵之处，恰恰在于它敢于深入黑暗，并肩负起“补救与赎罪”的使命。这种补救，可能是给予受害者一声叹息，也可能是赋予抗争者一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