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来执行的。人不变，制度再好也没有用。最后的结果，恐怕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不胜防。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积累了上千年的经验。因此，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