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

科斯问道：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剥削”，落到工人手里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这个论证曾被一些人引伸为：独裁比民主更能节约交易成本。但是，科斯为什么不问：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不要以为这不是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然而科斯当然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而不是交易与抢（强制）之间的“成本”大小。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由此看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确费解：它似乎既不以时代分野(即不是“前启蒙时美化中国、后启蒙时丑化中国”)，也不以“左”、“右”划线(即未必“左派”美化中国而“右派”丑化中国)。我们有些人在猛批“资本主义”之余以为自己像是西方的新左派，殊不知人家“新左”的眼里我们跟苏哈托倒是差不多。我们有些人痛斥他们资本家收买传媒来“妖魔化中国”，殊不知正是多亏那传媒还要买“资本”的账，那“反华”情绪才有所收敛。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而文革式教改在废除了考试制之后实行的“推荐”、“保送”、政审与出身标准之类的招数，更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都差远了――我并不同意如今一些论者对科举制的过分拔高，但无疑，文革时的“不应试”教育不仅比科举考试更不公平，而且其“培养”出来的人的“素质”恐怕也比科举制下造就的传统知识分子更差。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倒的确是针对“应试教育”的，但其目的却绝对与“素质教育”无关。说穿了，它无非是在保留苏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色彩的基础上，去除其唯智教育的成份而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份而已。苏式教育固然毛病多多，但我国当时的“教改”只会更加有损于人的素质之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己的恶劣品格，甚至即使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它也把苏式教育中保存的一点神学知识论色彩进一步庸俗化为纯粹巫术式的图腾崇拜了。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呢?也许是的，但这条道路既不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条道路“之外”，甚至也不在这两者“之间”，也许说是“第一、二条道路的重合”更准确。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19世纪以后法国汉学复兴，但仍然继承耶稣会的传统。法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的文献典籍，专注于对中国文化的知识性研究；而美、英人则对中国社会表层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当时的英文期刊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社会习俗、婚嫁丧葬、住宅服饰、吸鸦片裹小脚等方面的文章，而法国刊物对此无甚反应。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阿Q革命成功，遂为未庄之主，怪赵太爷不许其姓赵也，杀之而据其府。又取《赵氏宗谱》，令假洋鬼子改之，以Q为长房嫡派，号为Q公，人称真赵太爷。遂扩府第，尽纳秀才娘子、吴妈、小尼于其中，立生祠而颂Q公真爷之恩德，未庄欣欣向荣焉。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然而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而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本钱”辩护的理论。如今我们的确听到许多这类议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决不能让老百姓有发言权，因为“公共决策的成本高于双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权贵私有化；“分”不如“卖”，“卖”不如“送”，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无所谓；官僚资本、权力资本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在产权明晰化中讲公正是“面向过去的改革”，而不管历史欠账与劳动者对存量积累的权利则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后者优于前者，也是因为“成本”小；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布莱尔宣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既非福利国家，也非自由放任”，那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都曾经太多。而我们这个绝大多数人口(农民)毫无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少有自由(看看到处“清理农民工”的情形!)的国度，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

— 秦晖 《问题与主义》

大致而言，以耶稣会教士为代表的早期中国观察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主要以法国为中心的18世纪西方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人主要是与传教士交往的中国士大夫与文化人，而他们本身的教士身份也使他们对中国的宗教观与哲学最感兴趣，由此使他们对中国的皇皇礼教、伦理文明和“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十分倾倒。而他们“怀着对中国文明崇拜的心理写成的著作，在法国那些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耶稣会教士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文明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文明更为优越。因此法国哲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来传播那些令人愉悦的中国观。”

— 秦晖 《问题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