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被催婚是原生家庭的一场驱逐。

在罗素所处的20世纪初，这句话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尖锐批判。它指出，许多家庭对女儿的催婚，表面上是为了其“幸福”，内核却是一种基于经济依赖、社会名誉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温和驱逐”。家庭通过催促女儿进入婚姻，将她从一个需要承担养育责任的“女儿”身份，转移给另一个男性（丈夫）来负责，从而完成家庭内部责任的交接与“清退”。这是一种将女性物化为需要被安置的客体的思维，剥夺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选择生活路径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它精准地描绘了当女性个人发展与家庭传统期望冲突时，所面临的那种隐形压力。催婚不再仅仅是关于婚姻，而是成为衡量女性是否“完成”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标尺。这句话启发我们审视：那些以爱为名的催促，是否夹杂着对“非常规”生活方式的恐惧与排斥？它鼓励女性夺回人生定义权，也提醒家庭，真正的爱是港湾，而非发射台。

罗素将“催婚”这一普遍现象，拔高到社会结构与家庭权力运作的层面进行解读。它并非简单的代沟，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对女性独立空间的挤压。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给了那些被亲情所困的女性一个概念武器，让她们看清压力背后的逻辑，从而更有力量去坚持或沟通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