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

在当时的拉丁美洲，这段话尖锐地揭示了革命理想在现实中的异化。许多以“解放人民”为口号的组织，其行为逐渐与最初的崇高目标背道而驰。袭击、抢劫、绑架，这些手段本身成为了目的，甚至演变为一种营生。奈保尔点出成员多来自“中产阶级”，并区分了“庇隆主义”或“共产主义”等不同标签，意在说明：复杂的意识形态外衣下，可能包裹着相似的暴力与失序。当“抢劫银行”让组织“变得富有”，革命行动与犯罪活动的界限已变得模糊，...

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面警惕任何事业“手段腐化”的镜子。它提醒我们，无论初衷多么正义，一旦行动被暴力、利益所驱动，并形成路径依赖，其本质就可能发生可怕的蜕变。这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商业竞争、社会运动甚至个人奋斗。当我们为了某个目标不择手段，并从中获利时，是否还记得为何出发？这句话促使我们审视任何集体行动中，手段与目的是否统一，财富与权力是否会腐蚀最初的理想。

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异化”与“腐蚀”的警示。它剥开了浪漫的革命叙事，展现出理想在现实泥沼中可能演变成的暴力生意。其核心洞察在于：当改变世界的手段，变成了与旧世界无异的暴力与掠夺，那么所谓的“新世界”或许从未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