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传统，在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间，特有一深意，即政治常由社会来领导，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

钱穆先生提出此观点，意在揭示中国传统治理的独特智慧。它并非鼓吹无政府，而是指出一个事实：在帝制时代，皇权看似至高无上，但其有效统治的基石，是嵌入在社会肌理中的儒家伦理、宗法制度与士绅阶层。政治权力（朝廷）的运作，必须通过并尊重这套社会自生的规则与网络（如乡绅自治、礼法教化），才能“令行禁止”。这解释了为何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但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却能保持超强的稳定与延续性。

在今天，这句话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它提醒我们，健康的政治应当善于发现、尊重并引导社会内在的活力与秩序，而非一味地用行政力量去强行塑造或替代社会。例如，社区治理应激发居民自治的热情，文化政策需滋养民间自发的创造力，经济发展要依托于社会自身的诚信体系与商业网络。好的治理，是让政治成为社会的“服务员”和“护航者”，而非“命令者”。

钱穆先生这句话，精髓在于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社会本位”的治理逻辑。政治的有效性，深深依赖于其对社会的嵌入与顺应。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为现代治理提供了“接地气、顺民心”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