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情感可传递性理论很自然地引发了人们对传递问题的思考。艺术家――不管是诗人，画家还是作曲家――毫无疑问都通过作品传递信息，但美学理论家们却就此推断传递信息正是艺术家的创作动机。这一点我认为他们错了。他们没能充分审视创作过程。我认为当一个艺术家开始着手创作一部作品时，他并没有抱着理论家们所揣测的那种动机。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为了传递信息，那他就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而非艺术家。

毛姆这段话，是对当时一种主流美学观念的“拨乱反正”。康德之后，许多理论家过于强调艺术的“传达”功能，认为艺术家创作的核心动机，就是有某种特定的情感或思想要“塞”给观众。毛姆认为，这种观点粗暴地将艺术家降格为“传声筒”或“宣传员”。他捍卫的是艺术创作中那份混沌、自发甚至非理性的内核。艺术家开始创作时，往往是被一种模糊而强烈的内在冲动驱使，而非一个清晰可辨的“传达目的”。将动机等同于结果，是理论家们一...

在今天，这段话更像一剂清醒针。我们身处一个过度解读和意义绑架的时代，无论是观众对作品的“阅读理解”，还是创作者自身的“主题先行”，都容易陷入“为传递而传递”的陷阱。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创作源于内在生命力的涌动，而非外部的任务指标。对于欣赏者，它教我们放下“他到底想说什么”的执念，去感受作品本身直接的冲击力；对于创作者，它鼓励保护那份原始的、非功利的创作冲动，警惕沦为流量的鼓动家或某种主义的宣传员。

毛姆划出了一条关键分界线：宣传家以传递特定信息为明确目的，艺术家则听从内心不可名状的召唤。前者指向外部，意图明确；后者源于内部，过程即意义。艺术的价值，恰恰在于那片无法被理论完全框定的神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