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七日,张煌言在杭州遇害。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可谓定评。
— 顾诚 《南明史》
当历史照进现实,这句辛辣讽刺揭示了人性最真实的底色。
源自顾诚的史学著作《南明史》。这段文字是作者对明末清初,特别是南明时期,许多自诩为“绅士”的官僚士大夫群体行为的尖锐批判。书中描绘了王朝崩塌之际,这群本应担当道义的人,却纷纷以私利为先,毫无气节地在新旧政权间反复投降。
句子出处
这句话是顾诚对明末士绅阶层灵魂的精准解剖。在王朝鼎革、天崩地裂的极端环境下,它撕下了传统“绅士”道貌岸然的面具。所谓“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直指他们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并非忠君爱国,而是赤裸裸的个人与家族私利。因此,李自成来了就降李自成,张献忠来了就降张献忠,清朝来了便降清朝。在他们眼中,那些坚持气节、舍生取义的“义士”,反而是不可理喻的“怪物”。这是一种极致的失望与讽刺,揭示了旧式文人政治伦...
展开现实启示
这句话对现代的启示,远超历史范畴。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在职场、社群甚至家庭中,我们是否也见过那些将“声势”、“利禄”置于原则与责任之上的人?它提醒我们审视:在关键时刻,个人选择是屈从于现实利益,还是坚守内心的道义底线?它并非鼓励盲目愚忠,而是叩问担当——当风暴来临,我们是那个顺势倒伏的“绅士”,还是敢于成为别人眼中的“怪物”?这种对气节与初心的追问,在当下更...
展开小结
顾诚此言,以史为刃,剖开的是人性中亘古未变的趋利避害本能。它既是对明末士风堕落的痛心疾首,也是对后世所有身居其位者的永恒警醒:真正的尊严与价值,往往存在于对“怪物”的坚守之中,而非对“绅士”虚名的追逐。
“怪物”的勋章
老陈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为人耿直,被同事私下称为“老古董”。公司新上的项目有数据造假嫌疑,能为部门带来巨额利润。庆功宴上,领导举杯,大家其乐融融,称赞这是“灵活变通的智慧”。唯有老陈当众提出质疑,场面瞬间冰封。会后,他被调离核心岗位,有人劝他:“别当怪物,大家都是为‘家’(公司)好嘛。”老陈笑了笑。一年后,项目暴雷,公司声誉扫地,当初的“绅士们”互相推诿。唯有老陈因坚持底线而被新成立的监察部门请回。他的工位抽屉里,一直压着那张写有“怪物耳”的书签。风雨过后,人们才明白,那些刺耳的声音,才是大厦将倾时最珍贵的承重墙。
适合在团队面临原则抉择时分享
提醒伙伴,短期的“聪明”妥协可能埋下长远的崩塌隐患。
适合反思个人职业路径时
叩问自己,是在追逐外在的“声势利禄”,还是在构建内在不可动摇的价值基石。
适合看待历史或时事评论
提供一个犀利视角,穿透纷繁表象,直指个体与群体行为的利益本质。
评论区
不吃饭的空气
突然理解为什么嵇康宁愿被砍头也要弹完《广陵散》。有些曲子,跪着是弹不出来的。
想评就评啰.
如果这些绅士能穿越到今天,看到我们这样议论他们,是会羞愧,还是不屑地冷笑?
dpuser_03967864428
。。。
WU大萌萌萌
“荣利禄,趋声势”六个字,写尽了多少读书人的一生。寒窗十年,到底为了什么?
Lavi
这段文字让我想起祖父生前常念叨的旧事:祖上原是江南士族,明末清兵南下时,族中长老开了三天三夜的会。最后决定献城迎降的不是武官,恰恰是那些平日最讲气节的文人。祖父说,族谱里把那件事写得冠冕堂皇,称“为保全一城百姓”。可私下传下来的真相是,当时带头投降的三叔公,前一年刚用五千两银子捐了个候补知府。历史啊,永远有两本账:一本写给人看,一本藏在血泪里。
嘟宝karena
顾诚先生这段论述最刺痛我的,是那个“不止则再”。第一次投降或许还有“不得已”的借口,第二次、第三次呢?就像某种瘾症,底线一旦突破,就会不断下探。这让我想起某位教授在课上的感慨: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不是被迫屈服,而是在屈服中逐渐说服自己——这屈服是明智的、是合理的、甚至是高尚的。当背叛被修辞包裹,才是最彻底的堕落。
dpuser_5816465965
读着读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历史真是个残忍的镜子。
成风起
唉,人性如此。
vivian99372402
“私妻子是计耳”——这话戳破多少道貌岸然。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古今皆然。
ayersfu
说到底,这些绅士要的从来不是家国,而是家门前的石狮子永远不倒。
九月初七日,张煌言在杭州遇害。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可谓定评。
— 顾诚 《南明史》
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就越过了仙霞岭。不久前降清的阮大铖跟随清军入闽。行至仙霞岭下时忽然头面肿胀,其他官员劝他暂时休息,不要过关。他惟恐失去“立功”机会,坚持随军越岭。为了显示自己身强体健,他争先步行登山,对落在后面的人吹嘘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爬山还不如我这六十岁的老头。攀登到山顶,疾病突发,死于岭上。其他官员气喘吁吁到达岭上时,见他坐在大石上一动不动,呼之不应,以马鞭拨其辫子毫无反应,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跟随他的家人上岭、下岭,几经周折,才在附近居民家中找到几扇门板,勉强收殓。
— 顾诚 《南明史》
张煌言在鲁王病死后,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他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何况他对郑氏父子的所作所为常有异议,所以没有像其他一些官绅那样跟随郑氏移居台湾,满足于保住先人衣冠头发。复明运动的旗帜既已不复存在,继续同清军作战也就失去了意义。1664 年(康熙三年)六月,他下令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只留下几个亲信居住于人迹罕至的悬山花岙,这是个距离舟山不远的孤岛。由于岛中不产粮食,日常所需不得不以寺庙和尚的名义前往舟山购买。清浙江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
— 顾诚 《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