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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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追问让我想起一次在旧书店的偶遇。店主是位退休的历史老师，他指着书架说：“这里每一本被翻烂的书，都是一个试图从深渊里爬出来的手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何尝不是一场无声的越狱？围墙有时是主义，有时是饭碗，有时是自己内心那套根深蒂固的生存法则。自救的起点，或许正是承认自己身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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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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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段话，像是被一根细针扎进了记忆的褶皱里。我父亲书房里也有一排泛黄的八十年代旧书，灰尘在阳光里浮沉。他总说他们那代人身上有“历史的债务”，年轻时被规训成沉默的零件，中年后才笨拙地学习如何做“人”。这种追问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关乎早餐时该不该对报纸上的新闻发表看法，关乎在同学会上要不要为当年的选择道歉。我们都是半成品，被不同的时代窑火烧制过，裂痕里能听见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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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逼问，太沉重了。但或许，只有经过这种淬炼的“明白”，才是真正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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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自我的历史性分析，近乎一种残忍的考古。要把层层淤积的意识形态泥土拨开，辨认那个最初被掩埋的“自我”的骸骨，还要有勇气承认它可能早已变形。清理精神历史，就像擦拭一面蒙尘又布满裂痕的镜子，照见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真相，但或许，看清裂痕本身，就是重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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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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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深渊。区别在于，有些人选择背对深渊假装它不存在，而有些人选择凝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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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历史，首先得承认自己曾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帮凶。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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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以言说？”当言说的渠道和词汇都被限定时，沉默本身是否也成了一种扭曲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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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时候，莫名想到“认命”和“知命”的区别。认命是躺下，知命是看清地形再站起来走。清理精神历史，大概就是为了“知命”——知道自己是何种历史的产物，然后才能决定，接下来要成为何种历史的创造者。这份沧桑，沉重得让人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