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独自走来喝酒？她问。 ——是的。 ——想忘掉痛苦的记忆？ ——想忘掉记忆中的喜悦。

在1960年代的香港商业写作环境中，刘以鬯借“酒徒”之口，进行着严肃的文学实验与精神拷问。这句对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颠倒了常人逻辑：想遗忘的竟不是痛苦，而是“记忆中的喜悦”。这精准刻画了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过去的理想与美好回忆，对照当下的沉沦与无力，反而成了最锋利的刺痛源。遗忘喜悦，是为了麻痹自己，以逃避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所带来的、更深层的痛苦。

在现代语境下，它精准击中了那些“曾经拥有却已失去”的怅惘。我们或许不曾酗酒，但都经历过这种“反向疗愈”：刻意回避旧照片、不再听某首歌、绕开熟悉的街道……不是为了忘记伤害，而是怕勾起曾经幸福的画面。因为那份逝去的美好，会加倍映衬出现实的苍白，让“失去”本身变得难以承受。这句话揭示了一种更深沉的心理防御机制——对积极情感的恐惧。

这句话之所以震撼，在于它道出了一种超越痛苦本身的、更高级的悲哀。痛苦可以直接面对或试图忘记，但与痛苦交织的、逝去的喜悦，却是一种甜蜜的毒药，让人在怀念与悔恨中反复受刑。遗忘喜悦，成了终止这种精神凌迟的极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