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并没有像媒体和一些人文学科那样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所左右，也没有被其所限定。在现代心理学家所关注的大量研究主题、数据和理论中，弗洛伊德的工作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在这些研究和理论中占更大比重的则是近期5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工作：大卫・胡贝尔(DavidHubel)、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n)、罗杰・斯佩里(RogerSperry)和托斯腾‘维瑟(TorstenWiesel)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前负责人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Atkinson)的贡献，然而，这些人的名字对公众来说却是颇为陌生的。

宁可犯太过挑剔的错误，也不要被相关数据所欺骗，误认为两个变量有因果关系。

-- 基思・斯坦诺维奇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心理学是一个主题非常广泛，但相对松散的学科，可以通过“都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行为”这一标准被整合为一门学科。科学方法是指一些非常通用的原则。最重要的三点是：1 科学采用了系统实征主义的研究方法；2 它是以可以公开予以验证的知识为研究目标；3 它努力寻求用实征方法可以解决的，而且可以发展出可以付诸验证之理论的研究课题。系统实征主义所指的是有结构的及有控制的观察。科学通过同行评审的程序和重复验证的机制来保证知识的公开性。

-- 基思・斯坦诺维奇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其实只有两件事可以让心理学有成为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理由。那就是，用科学的技术手段来研究人或非人的所有行为，以及把这些研究成果在付诸应用时，也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达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心理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 基思・斯坦诺维奇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绝大多数人认为泛化的人格特征描述都是正确的，并把这些特征视为自己所独有的。

-- 基思・斯坦诺维奇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人们希望高、低收入家庭享受相同的生育红利，却不希望他们接受相同的不生育惩罚。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因为红利和惩罚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名称和人们关注点的引导方向有所不同罢了。这就是本章想要说明的观点，认知吝啬鬼允许他人来决定自己的关注点。认知吝啬鬼俯首甘让环境框架来决定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接受问题的各种表述方式，并不假思索地开始对其进行加工，却从未意识到不同的表述方式可能会让人得出不同的结论。

-- 基思・斯坦诺维奇 《超越智商》

人类大脑通过进化发展出不断地搜寻各种既定模式的认知方式。我们不断寻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究其原因并寻找其意义。这种思维特征无疑是极具适应性的，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会让人们给随机事件赋予意义。这种行为模式时常发生在股票投资者身上。股票大盘以及各只股票的走向不断受到一些不可预知事件的影响，但这些随机事件对于公司的分红（股票长期价值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无影响。投资者试图对这些随机事件进行解读并做出反应，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错误的。有一些投资者对消息的反应阈限非常低，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让他们过度反应。这种为随机事件寻求解释的心理倾向导致投资者频繁交易，进而减少了长期收益。

-- 基思・斯坦诺维奇 《超越智商》

简而言之，弗洛伊德根据他得到的数据(个案研究和内省)建立了一套精细的理论，而这些数据并不足以支撑此理论；他专注于构建复杂的理论构架，但并没有像许多现代心理学家那样，保证这些理论建立在可靠、可重复的因果关系之上。总之，人们对于弗洛伊德式的工作太过熟悉，这严重阻碍了他们对现代心理学的正确理解。

-- 基思・斯坦诺维奇 《对“伪心理学”说不》

大脑有两个特征致使人类不够理性。一个是处理信息方面的缺陷，另一个是内容缺陷。对于这两种认知缺陷，智力均未能提供让人类不受影响的免疫力。人类在思考问题时，大脑对认知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极为吝啬，我们称为“认知吝啬鬼”。

-- 基思・斯坦诺维奇 《超越智商》

在认知科学领域，人们往往会对本质相同但表面看起来不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这种现象称为“框架效应”。框架效应违背理性的选择。人们的选择不应该因为问题的表述方式发生变化。无论你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政府早晚需要筹集一定数额的钱去为这些公共服务买单。因此对特定群体减税，必定意味着那些不符合减税条件的人将缴纳更多的税。那些提出问题的人，也就是设置框架的人，才是实际控制你政治经济行为的一方。 人们需要学会从多个视角思考同一个问题，学会习惯性地打破框架。并由自己来重设框架。许多政见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不同框架之间的抗衡。其实所有政党都心知肚明，能够设置框架的一方，可谓不战而胜。

-- 基思・斯坦诺维奇 《超越智商》

大脑中存在快乐神经回路的原因是鼓励我们做出有利于基因传递事情（例如生存、繁殖、帮助亲戚），而非为了使我们享受更多的快乐时光。

-- 基思・斯坦诺维奇 《超越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