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有八十年代的问题，九十年代的危机应该追溯到八十年代。按你的说法其实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把根扎得很深。那时生长于“文化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刚刚立住脚，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传统。自五四以来这传统一再被中断。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任何国家在现代化的转型期都经历过商业化的冲击。如何保持以不变应万变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对于一个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我们永远有对体制叛逆的空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永不属于任何体制，永远是孤魂野鬼。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过渡期是乱七八糟、生气勃勃的，一切还不定型，就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一旦这东西规范了、定型了，可能也就呆板了，不好玩了。所以就享受过程吧。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中国传统有几样东西一直没变，一个是皇权政治，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思想专制。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诗人与历史、语言和社会、反叛与激情纵横交错，互相辉映，很难把它们分开来谈。真正的诗人是不会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他往往越向前走越孤独，因为他深入的是黑暗的中心。现在是个消费时代，不可能有什么广泛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社会偏见根本不值一提。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现代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用“效率”这个中心概念把人的每根神经全都绷到最大紧张度，让你最大效率地生产、生活。但在这种高科技社会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之下，人实际上失掉了很多，是挺痛苦的事情。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如何科学化分配的问题。政治其实就是一个集权的利益。各国都是，没有例外。都是你拿着权力去处理利益的问题。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要做历史分析，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回顾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这两个思想运动，回顾它们那些纠缠不清的纠葛和缠绕（比如，一些关键人物实际上是横跨两边的），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复杂关系。现在一些论说八十年代的文章，很多都是把这两个思想运动混为一谈，或者是只论其一，好像没有把这两者加以区分。 但是，我觉得区分梳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两个思想运动的九个关系，对八十年代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检讨那个时代的思考为什么比较肤浅，检查这个影响就应该是重点。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九十年代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个东西：利益加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现在胡萝卜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萝卜是放在大棒旁边，你要不拿这些就没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决大棒的问题，你就别想拿到它。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都应该有商业团体，政治团体、文化团体这三极，任何两级都不够健全。但中国一直就没有一个商业团体，一旦有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可能性。或者干脆说，中国一直就没有过商业！而文化又一直被控制着。所以，三脚架从来没有张开过，更别说站立了。任何事、任何人，三点支撑才能真正站平稳。

--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