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

在王小波笔下，这句话是理解“革命时期”荒诞逻辑的一把钥匙。那个时代，许多人身处无法挣脱的压抑环境，外部的高压与内心的痛苦成为常态。为了心理上能够“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进行一种扭曲的自我调适：将被迫承受的痛苦，内化为一种主动的、甚至带有“幸福感”的接受。这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保护机制，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变形。它尖锐地揭示了集体无意识与权力结构对个体精神的深刻塑造。

在今天，这种“爱上痛苦”的模式并未消失，只是换上了现代装扮。它可能体现在对“996”福报论的自我说服，对情感PUA的反复原谅，或是在内卷竞争中把自我压榨视为“奋斗”的荣耀。当我们长期处于一种高压且看似无法改变的局面时，大脑为了减少认知失调，会倾向于为这种痛苦赋予积极意义。认识到这一点，是清醒的第一步。它提醒我们审视：哪些“幸福”是真实的满足，哪些只是对无奈的粉饰？从而有勇气跳出循环，寻找真正的解脱...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性的一种防御性扭曲：在持久且无法克服的困境中，为了心理生存，痛苦可能被美化为幸福。它既是对特定历史伤痕的反思，也是一面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镜子，警示我们警惕那种将被迫承受视为主动选择的思维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