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久。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西汉景帝中元五年（约公元前145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识渊博，对司马迁影响深远。 司马迁自幼聪颖，十岁便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壮游天下，足迹遍及江淮、会稽、沅湘、齐鲁等地，考察古迹，搜集遗闻，为日后著述打下了坚实基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逝，临终嘱托司马迁继承遗志，完成一部“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得以遍览皇家藏书，正式开始《太史公书》（即《史记》）的撰述工作。 然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朝野震惊。 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被判处死刑。 依据汉律，死刑可有两种选择：一是缴纳巨额赎金免死，二是接受宫刑以求生。 司马迁家贫无以自赎，为了完成未竟的史书，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承受了巨大的身心屈辱。 出狱后，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一个由宦官担任的职务。 他将全部的屈辱与悲愤，化为著史的动力，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呕心沥血，终于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前后，完成了这部不朽巨著。 此后，其生平事迹不详，约于汉武帝末年去世。

他用一支笔，为失败者与受难者立传，写尽了人性的光辉与历史的苍凉。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语成为对司马迁及其著作最经典、最崇高的定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赞其“有良史之材”，但也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司马迁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 后世史学家多尊其为“中国史学之父”，文学家则视其为叙事文学的巨擘。 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文化象征。

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这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 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的心路历程，坦言“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正是这种极致的痛苦，催生了他“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并决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使自己的生命通过著作获得不朽。 壮游天下：年轻的司马迁并非闭门读书的书生。 他的足迹南至沅湘，北过涿鹿，东临大海，西至空峒。 在会稽探禹穴，在曲阜观孔子遗风，在楚地凭吊屈原沉江之处。 这种实地考察，使其笔下的历史有了温度与现场感，远非堆砌故纸堆可比。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完成后，司马迁深知其中多有“刺讥”之语，恐遭毁禁。 他将正本藏于家中，只将副本上交朝廷。 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这份深谋远虑，确保了《史记》能够穿越时空，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