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 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一个关键想象来自19世纪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所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这句话说于1879年，而这个想象却回响在几代人之中。数十年之后，一个主要的反犹主义者说，这个想象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我20岁的时候，就是如此”。的确，我访谈的医生中，有好几个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确地提到特赖奇克这句著名的话。犹太人导致了德国“不幸”，这个想象鼓励了各个层面的反犹主义，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到现代的“科学种族主义”，再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看似温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总之，的确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必须得处理。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他最后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自觉和系统的过程，它在消灭一个社群中所有那些患有精神疾病和其他方面丧失功能的人，”这个过程“严重地损害了托付在医生和〔健康〕当局的……信任”。他提到德国有着优良的历史，一直在提供运作良好的护理机构和训练良好、“无私地准备去服务”的人员，他质问，这些建设性的倾向是否会被迫“在我们的人民中慢慢死去？”他还质问，对“不值得活着的生命”的这种消灭要走多远，它已经延伸至那些“清醒和负责任”的人身上，下一批目标会是谁。他触碰了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对于那些在为祖国作战中遭受不可医治创伤的士兵，又会发生什么？”他补充说：“这样的问题已经在他们中间出现了。”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命运，在慕尼黑有一些奇怪的议论。” “他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呢？我随信附上一枚邮票，请你把他临终情况告诉我。” “为什么要把我弟弟的遗体烧掉？我想把他埋在坟墓里。” “我们必须谴责你们没给我们一个告别的机会……我们由衷厌恶和不理解你们的做法。我希望你们告诉我这样做的理由。” ――“安乐死”项目中被杀掉病人的家属来信摘录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在被派往奥斯维辛或某个“安乐死”屠杀中心之前，这些纳粹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很普通的医疗从业者（尽管也是纳粹党员），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然而，严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这个项目的一个领导者后来说，当指示尸体不再单个火化，骨灰必然混合时，他“由于宗教虔诚的原因”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自己曾对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管理者说：“即使德国人民原谅了你所有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对任何类似回忆持一种质疑态度，但它表明，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丝闪光，意识到了这种临终一步的医学伪造的亵渎性质。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她承认在此之前自己“对我们元首有着最坚定的信心”，但现在她感觉到“我们脚下的大地倒塌了”，尽管“人民仍然抱有希望，认为元首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个法官把这封信给希姆莱看，希姆莱“体己地”告诉他，是有这样一个项目，“是元首授权的”，“由知道自己责任的‘医学专家’来执行”，如果这个项目广为人知的话，“运作方式就会出问题”。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

这个政权的医学官僚机构传来了持续的信息，精神疾病患者是“无用的吃饭者”，是这个国家及其战争努力的负担，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即使这类暗示是间接的，但杀掉他们的许可却足够清晰。如同一个医生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所言：“在与这个项目中的其他医生交谈时，我得知，如果一个机构内的医生或其他人用注射或大剂量药物杀掉一个他认为应该将其消灭的病人，这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纳粹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