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一句“臣头可得,印不可得”,道尽千古风骨,无关身份,只在抉择。
源自易中天《汉武的帝国》。书中讲述了汉武帝时期两位“小人物”的故事:一是东方朔为维护礼制,阻拦武帝与董偃的宴会;二是一位无名掌印郎官,面对权臣霍光索要皇帝印玺时,以生命相护。
句子出处
在当时皇权至上的宫廷中,这两位人物的行为,其意义远超“忠诚”本身。东方朔的阻拦,是在用“礼”的规则对抗皇帝的私情,试图维护朝廷表面上的庄严秩序。而无名郎官“头可得,印不可得”的宣言,则是将代表皇权合法性的印玺,置于个人生死之上。他们的风骨,是在极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以近乎悲壮的姿态,守护着各自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线与职守,哪怕对方是皇帝与权臣。
现实启示
在现代,它启示我们风骨与担当并非大人物的专利。它体现在平凡岗位上对原则的坚守,比如财务人员严守制度、质检员不放过瑕疵。也体现在面对不公或诱惑时,内心那句“这事不能这么办”的底线之声。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对职责、道义或信仰的敬畏,而非外在的权位。这种源自内心的“不妥协”,是人格独立的基石。
小结
这两个故事如同一体两面:东方朔之“拦”是向外维护规则,郎官之“守”是向内恪尽职守。它们共同诠释了,风骨是一种内在的选择,与身份高低无关。在庞大的系统或强权面前,个体以生命或前途为注,去捍卫某种抽象但重要的价值,这种精神光芒,足以穿透历史的尘埃,照亮后世。
最后一班岗
老李是厂里的老库管,厂子即将被收购,人心惶惶。收购方代表私下找到他,想连夜“清点”一批精密原料,暗示会给他丰厚回报。老李看着代表身后空荡荡的提货单,摇了摇头,默默锁上了仓库大门,钥匙紧紧攥在手心。“东西在,清单在,规矩就在。我明天就退休了,但今晚,这门不能开。”代表悻悻离去。月光下,老李佝偻的背影,守着空荡厂区里最后一盏灯,像极了那个紧握印玺的无名郎官。
适合面临原则考验时自我激励
当人情、利益与规则冲突,提醒自己有所守,有所不为。
适合赠予坚守岗位的平凡者
致敬那些在各自“哨位”上,用行动诠释“职责重于泰山”的人。
适合思考个人与系统关系时
在庞大体系中,个体如何保持清醒与操守,这个故事提供了古老而有力的答案。
评论区
大橙不藏私
突然想到,如果那个郎官当时把印给了霍光,后面会发生什么?霍光会不会更肆无忌惮?历史没有如果,但小人物的每一次“不给”,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巨轮的方向。虽然他自己可能永远不知道。
Niki_ying
馆陶公主的情人要从后门进,这个画面想想就觉得讽刺。再得宠的外戚,在礼法面前也得低头。
山月
汉武帝其实挺难做的,一边是亲姑姑的面子,一边是朝廷的尊严。最后让董偃走后门算是各打五十大板?
蓝色海风1024
对比现在的职场,遇到类似情况有几个人敢说“不”?都是“好的领导”“马上办”。时代进步了吗?
鱼可杰夫斯基
无名者的光芒。
瓦尔达雨天
这些故事为什么能流传下来?大概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较真的人”作为精神坐标吧,虽然他们通常混得不好。
Jodie_2012
东方朔这人太有意思了,平时插科打诨像个小丑,关键时刻却比谁都正经。这不就是典型的“外圆内方”吗?
武士青
读到东方朔拦戟那段,突然想起单位里那个总爱较真的老张。有次大领导带了个关系户来开会,想用我们组的项目成果去充门面,老张就在会议室门口堵着,说数据还没核实不能外传。领导脸都绿了,最后只好让关系户从后楼梯溜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老张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图什么呢?可能就是那点读书人的傻气吧。
哇西哇哒
郎官那句“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听得人头皮发麻。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坚持原则需要多大的勇气。
Yinnnnni
易中天的书总是能把历史人物写得很立体。东方朔不是单纯的弄臣,霍光也不是纯粹的权臣,人都多面的。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