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一把匕首刺穿千年爱憎,看易中天如何拆解我们心底的正义天平。
源自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书中以现代视角重述先秦历史,剖析如荆轲刺秦等经典事件背后复杂的人性与社会心理,试图还原一个更立体、更“青春”的华夏文明成长史。
句子出处
这句话点破了“荆轲刺秦”故事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传颂的情感根源。在秦灭六国、高压统治的背景下,嬴政作为“暴君”符号,承载了天下被征服者的恐惧与痛恨。而荆轲,作为一个试图挑战绝对强权的孤独刺客,其行为本身已超越成败,成为一种反抗精神的图腾。人们敬重荆轲,本质上是在敬重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在情感上对绝望处境的一种代偿性宣泄。
现实启示
在今天,它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看待社会事件时常常不自觉地“站队”心理。我们容易天然地同情看似弱势的一方,讴歌挑战权威的“孤勇者”,并将相对强势的一方简单标签化为“恶”。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的敬重与讴歌,有时未必源于对事实全貌的洞察,而可能源于自身的情感投射和立场预设。它启发我们在热血沸腾之余,多一分冷静审视: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具体的人与事,还是自己内心某种对抗不公的渴望?
小结
因此,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评判历史功过,而是剖析一种永恒的大众心理机制:我们对英雄的塑造,往往与对“反派”的塑造同步完成,情感的天平常在强弱对立间剧烈摇摆。理解这一点,能让我们在纷繁信息中,保持更清醒的独立思考。
流量与孤勇者
自媒体人老陈发现,抨击行业巨头“鲸吞公司”的流量总是特别好。一次,他报道了一个小创业者“阿轲”公开叫板“鲸吞”剽窃其创意的故事。文章将阿轲描绘成悲情孤胆英雄,将“鲸吞”塑造成傲慢的恶龙,瞬间引爆全网。人们痛恨“鲸吞”,进而将所有的同情与赞美都给了阿轲。直到一周后,更多事实浮现:“鲸吞”确有沟通失误,但阿轲的指控也存在夸大和误导。热度褪去,老陈看着数据曲线,想起了那句话。他意识到,自己和大家一起,用对“巨头”的习惯性质疑,喂养了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英雄”。流量盛宴背后,是情感先于事实的又一次惯性狂欢。
适合反思网络舆论事件时
帮助跳脱简单的好坏二分,思考舆论情绪是如何被塑造和放大的。
适合团队讨论决策陷入僵局时
警醒是否因同情“弱势方案”或反感“权威意见”,而影响了理性判断。
适合个人面临道德困境时
叩问自己的选择是源于真正的正义,还是仅仅出于对“反抗者”角色的浪漫想象。
评论区
bamboo
现代人看荆轲像看悲壮电影,但当时燕国百姓可能只觉得又要打仗真倒霉。
哈乌搞
同情和讴歌都是廉价的,真遇到事跑得比谁都快才是人性常态。
Angry Baby
建议去湖北博物馆看看云梦睡虎地秦简,基层小吏的日常比刺客故事真实得多。
vivianyuanli
读历史就像照镜子,照出我们内心的天平。嬴政统一六国的功绩被焚书坑儒的暴行压垮,荆轲刺秦的失败却因“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被镀上金边。人们总爱为悲剧英雄流泪,仿佛同情能洗刷自身的无力感。可若真穿越回战国,你是会加入高呼“暴君当诛”的民众,还是默默登记成为大秦的编户齐民呢?
一豆儿
弱者的定义权在谁手里?六国贵族算弱者吗?被王翦大军碾过的赵国孩童算弱者吗?荆轲献督亢地图时,图中标注的田亩里跪着多少面朝黄土的农人?当我们把复杂历史简化为善恶二元的剧本,本质上是在给自己寻找情感宣泄的快捷方式。就像现在刷短视频时随手给“反抗霸凌”的内容点赞,转头却对快递员的超时投诉寸步不让。
dpuser_21167640281
每次刷到这种句子就想问:讴歌荆轲的人里,有多少愿意为他这样的朋友收尸?
Joannechew
这句话放在微博肯定爆,但历史系教授可能会摇头说“情感逻辑不等于史实”。
二博吃重庆
突然发现历代刺客画像都画得挺帅,嬴政画像却总像个反派,形象管理很重要啊。
金大班的小可爱们
把历史人物当情绪符号使用,是人类自我安慰的古老手艺。
玉面桃花相映红
如果荆轲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会不会晚出现几十年?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