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胡适将“西化”等同于“科学”与“民主”，视作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正途。他激烈反对“印度化”（佛教），并非针对印度文明本身，而是将佛教视为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的、充满“谎言”与“迷信”的旧文化象征。他批判佛经是“说谎书”，指责菩提达摩及传法弟子“不诚实”，实质是在抨击一切缺乏实证、依赖神秘叙事的传统思想体系，为“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道路。

在今天，这段话启发我们思考文化选择的深层逻辑。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或传统复兴时，不应停留在标签化的“支持”或“反对”，而应审视其内核是否与现代社会崇尚的理性、求真精神相容。胡适对“谎言”的零容忍，依然是对抗网络谣言、伪科学和盲目崇拜的一剂清醒剂。同时，它也促使我们反思，在拥抱科学民主的同时，如何更包容、更辩证地对待不同文明的精神遗产，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判断。

胡适的立场，核心是“求真”。他以科学为尺，丈量一切学说。其激烈言辞背后，是那个时代破除蒙昧、建立新知的迫切渴望。这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在于：无论面对何种文化，保持独立思考与实证精神，永远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