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