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权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构起来的，而是在排除那些对理性有可能的危险因素中，得到稳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理性势必要排除疯癫，因为疯癫是对理性认识真理的最大危害；另一方面，理性也通过排除疯癫而得到自身牢固的地位，从而拥有论述疯癫的权力。

在福柯创作的时代，这句话挑战了启蒙运动以来将“理性”奉为天然、进步、绝对真理的普遍认知。它指出，理性并非一种纯洁无暇的、自我证明的力量，它的权威恰恰是通过将“疯癫”污名化、病理化并加以排斥和禁闭这一历史过程才得以确立的。理性需要树立一个“非理性”的他者（疯癫）作为对立面，通过定义、管控甚至消灭这个他者，来反证自身的正确与强大，从而获得论述和裁决一切的权力。

在现代生活中，这启发我们审视一切看似“天然正确”的规范与标准。无论是主流审美对“异常”身体的排斥，社会共识对“异见”的压制，还是算法推荐塑造的“信息茧房”，其背后都可能存在类似的权力逻辑：通过划定并排除“不正常”或“有害”的部分，来巩固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它提醒我们，在拥护某种“理性”或“真理”时，要警惕其是否建立在压制其他声音的基础上，并思考那些被排除的声音有何价值。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的共生关系：理性并非真理的发现者，而是通过排斥他者（疯癫）成为真理的裁决者。它打破了理性/疯癫的二元对立神话，让我们看到所有被奉为主流的观念，其背后都可能有一套复杂的排他性权力运作机制。理解这一点，是保持思想独立与批判性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