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一场诛心之谋,如何反噬献策者?看历史如何上演“哑巴吃黄连”
源自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汉景帝时,为应对吴楚七国之乱,大臣袁盎献策,认为诛杀力主削藩的晁错便可平息叛乱。晁错被腰斩后,袁盎作为使臣前往吴国,却发现自己成了下一个牺牲品。
句子出处
在当时,这揭示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与短视。袁盎献策,夹杂着对晁错的私怨和对形势的误判。他以为杀一人可安天下,将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简单化。结果证明,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算计。吴王刘濞起兵志在夺取皇位,晁错之死非但未能满足其野心,反而暴露了朝廷的软弱与慌乱,使袁盎自己深陷险境。这句话精准刻画了献策者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窘迫与历史反讽。
现实启示
在现代,它警示我们,任何试图用简单、粗暴甚至不道德的手段去解决复杂系统性问题,都可能遭到反噬。无论是职场中打小报告陷害同事,还是商业竞争中使阴招,短期内或许得利,长远看却会损害自己的信誉与立足之地。它提醒我们,决策时需超越个人恩怨,看清问题的本质与对手的真实意图,避免成为自己挖坑的“聪明人”。
小结
这不仅是袁盎个人的失败,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的破产。它告诉我们,基于私心与误判的“妙计”,往往在现实逻辑面前不堪一击。历史的耳光,总是抽向那些自以为是的算计者。
李经理的“妙计”
公司项目部有两个总监候选人:资深但固执的王工,和年轻激进的赵经理。李经理与王工有过节,便在老板面前暗示王工的风格会阻碍改革,力荐赵经理。一番运作后,王工被调离。李经理暗自得意。谁知赵经理上任后推行激进方案,导致核心团队集体辞职,项目瘫痪。老板震怒,质问当初的推荐。李经理面对烂摊子,百口莫辩,才恍然明白,自己挤走王工,并非为了公司,只是为私怨;而自己亲手推上去的赵经理,才是真正的麻烦。他此刻的心情,正如当年被扣在吴营的袁盎。
适合在职场看到办公室政治时警醒自己
别让一时的算计蒙蔽双眼,长远看,格局和实力才是护身符。
适合反思决策失误后的心境
当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承认误判比抱怨现实更有用。
适合理解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时引用
历史从不按个人剧本上演,轻率的“计策”常是悲剧的开端。
评论区
Carzyyy一
这段让我想起某个朋友的公司斗争:老板借故开除了提出反对意见的经理,结果竞争对手趁机挖走了整个团队。当老板拿着对方的收购协议发呆时,那个被开除的经理正在新公司领股权。历史的剧本,连修改都懒得修改。
爱复色美甲美睫
易中天这个细节抓得狠,把政治斗争的荒诞感写活了。
潘之琳
读到这里突然想起职场里那些借刀杀人的戏码,晁错像极了那个提出改革方案却触怒既得利益者的同事,而袁盎就是那个在领导耳边吹风的人。结果呢?刀子落下后才发现,对方要的从来不是一颗人头,而是整个棋盘。历史总是重复上演着相似的悲剧,只是棋子换了名字。
YSL_木木
袁盎后来在史书里永远成了“谗臣”,可谁记得他早年也曾顶着压力劝谏文帝?人设崩塌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就像现在社交媒体上,某个网红说错一句话就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观众们享受着审判的快感,却忘了自己昨天还在点赞他的视频。
Ryo艷艷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晁错死后七国反而更嚣张了。
鱼的歌
所以说给领导出主意是门玄学,搞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
雅趣de行摄间
易中天写这段时笔尖应该带着冷笑吧。诛晁错平七国本来就是幼稚的政治幻想,就像现在还有人相信“开除某个员工就能让公司起死回生”。权力场的残酷在于,它从不按道德剧本演出,只遵循最原始的生存法则。
我是雪七
突然觉得现代职场和西汉朝廷也没什么区别。
dpuser_75670483445
袁盎这段经历可以拍成黑色幽默电影,片名就叫《使吴囧途》。
肥尔摩斯兔美
现在明白为什么古代大臣都要写那么多请罪折子了。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