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者可以延长自己对权力的绝望掌控；战斗可以继续下去，伴之以成河的鲜血与遍地的尸体，即使游戏已经结束。

当今这个举债时代给人打下最深的伦理和时代的烙印是举债者，事实上，同时打两份工∶一份有工资，另一份不但没有工资，而且还得自我打造即能承诺又能还债的自己，并对债务本身心存内疚的自己。举债时代要求人所具备的品德包括能还债，能牢记自己的承诺，能让自己的行为被定期计算预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举债者未来绝不会有任何揭竿而起的可能，不然它会中断举债者还债的能力，同时这也意味着抹去举债者对历史上曾经有过债民群起反抗的记忆，因为任何抗债行为都会打乱还债的进程并导致很难精确预测举债者的行为。举债者必须随时敞开自己接受审查――个人评估，财务目标，信用等级，领食品卷的人还需面谈。

— 齐泽克 《天堂里的麻烦》

面对西方70年代末期日益恶化的通胀所造成的实际工资大幅缩水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更贫困和社会保障的废弃，新自由经济主义提供的对策是通过个人举债和购买股票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在确保雇主支付给员工的实际工资和延迟工资（退休金）不会上涨的前提下，我们被鼓励去贷款消费和为自己的退休购买股票。于是，我们不再有住房的权利但可以去办按揭，我们不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可以去办学生贷款，社会的集体保障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以去买个人保险 。在不需更换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信贷-债务便成为了主宰全部社会关系的枢纽。于是，员工成为了深陷债务的员工（不得不为雇佣他的公司去偿付公司股东），消费者成为了深陷债务的消费者，国民成为了深陷债务的国民负担着日益庞大的国债。

— 齐泽克 《天堂里的麻烦》

存在的对立不是非存在，而是坚持存在。它本身并不存在，然而它继续坚持存在

— 齐泽克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无论我们行为有多么激情万丈，我们的欲望永远是其他人的欲望，由他们定义，并受制于他们。我们的人生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过扮演着他人为我们预设的角色，我们演绎的是别人为我们写好的脚本。

— 齐泽克

大跃进的悲剧在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迅猛大跃进实现现代化的今天作为喜剧重演着，过去“每个村子里都要有炼钢炉”的口号成为了今天的“每条街道上都要有摩天大楼”。然而，历史的超级讽刺是毛本人通过砸碎传统中国社会的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保障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迅猛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 齐泽克 《齐泽克2010年人大讲演》

当人类走出原始进入文明时代后，最明显的社会特征是它培育出来的新人能够明了自己对他人的欠债并诚若偿付，于是这为未来的统治铸造下一个特定的记忆，“我会牢记我欠的债，我要克己复礼来偿付你”。尼采认为在较原始的社会里，人对他人的债务即有限又是可以一笔勾销的. 当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和单神宗教时代后，人对社会和宗教的债务实际上变得无法还清。基督教把这一格局搞得炉火纯青，其无所不在全能的神意味着信徒永远无法偿清的债务，同时还将这无法偿付所造成的内疚感牢牢地内固化 。信徒剩下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对神和对教会的完全驯服。因为债务不仅有了伦理的内涵，而且还能牢牢钳制每个人过去和未来行为，所以债务成为了最强有效的统治工具。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所要求的不过是将之世俗化。

— 齐泽克 《天堂里的麻烦》

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们期待走出强权下眼泪之谷后就会出现的民主第二阶段永远都不会来临。这一点是今天中国最让人担忧之所在：中国的强权资本主义不只是西方历史的翻版，不只是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不停资本积累过程的重演，而是未来世界的预兆。 如果（借用托洛斯基所形容1905年沙俄的比喻）“亚洲皮鞭和欧洲股市构成的邪恶组合‘’确实在经济上比自由资本主义更有效，那会怎么样？要是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民主已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反而是拌脚石，那又会怎么样？

— 齐泽克 《Three Notes o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当每个员工都把自己变成自己的资本家之时正是资本主义辉煌全胜之日。“自我企业家”决定着对自己的未来，包括教育，健康等等投资的多寡，而这些投资大多又是通过举债来完成购买。从前接受教育，医疗和住房是每个人正当的权利，在今天却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投资决定，这与一位银行家或资本家要投资买下一家公司的性质完全等同。于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人其实就是举债投资的资本家。从法律的角度说，员工和资本家之间的平等比平等更平等。

— 齐泽克 《天堂里的麻烦》

爱意味着你接受一个人的 失败、愚蠢、丑陋的方面 然而你仍然发现 不完美中的完美

— 齐泽克

太多时候，我们爱上一个人时，我们并没接受他/她确实的样子，我们只接受这个人与我们的幻想的坐标相符的部分。我们没有正确认识这个人，这也就是我们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爱会迅速转变成暴力。对被爱的那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不是你本来的样子而被爱，而是为了让你符合那个理想’更危险、更致命。

— 齐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