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粪便变得值钱时，穷人生下来，就不会有屁眼。

在米勒所处的时代，这句话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极致化、荒诞化的控诉。它并非字面意义，而是一个极端隐喻：在一个畸形的社会系统里，连最污秽、最本应被抛弃的“粪便”（象征底层劳动、剩余价值乃至穷人的生命本身）一旦被赋予经济价值，统治阶级就会想方设法进行彻底掠夺。其逻辑是，为了最大化剥削，他们甚至要从根源上剥夺穷人“产生”或“拥有”任何有价值之物的“器官”（屁眼象征最基础的生理存在权）。这是对“圈地运动”...

在今天，这句话更像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审视那些隐形的系统性掠夺。当数据成为新石油，我们的隐私和注意力是否正被无形榨取？当“福报”与“内卷”成为常态，劳动者的健康与闲暇是否正被系统性剥夺？它讽刺的是任何试图将人类基本需求和生存权利彻底商品化的逻辑。它启发我们思考：在“一切皆可定价”的市场狂热中，如何守护那些不可交易的人性底线与生命尊严，避免社会滑向连穷人“存在”的生理基础都被觊觎的荒谬境地。

米勒用惊世骇俗的比喻，将经济剥削描绘成一种连人体最基本构造都不放过的、贪婪到荒谬的掠夺。它超越了对贫富差距的简单描述，直指一种将人彻底工具化的社会逻辑的终极残酷性。其力量不在于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用极致意象刺破伪装，迫使人们直面文明表象下的野蛮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