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还带来了许多其他后果。比如，在国家与儒士结成联盟之后，帝制中国的政府实际上历来是由文官支配的，除非打仗，军事将领在这一政治格局中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位置。一名军队将领即使叛乱成功，但要想维持自己的权力，他就不得不同儒士群体建立起紧密的联盟，重新组织和启动一班文官政府，而在新建立的政治架构中，军队将领仍然空无实权。

这句话揭示了帝制中国自汉朝以降一个核心的统治逻辑。当皇权选择与掌握经典解释权和道德话语权的儒士群体结盟后，治理的“合法性”便不再源于武力，而源于儒家所倡导的礼制、文教与道德规范。 因此，政府日常运作必须由熟读经典的文官来主导，这确保了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军事行动被视为非常时期的临时手段，在和平的政治格局中，纯粹的军事权力缺乏长期执政的正当性基础。即便武力能改朝换代，新政权也需迅速“文官化”以...

在现代语境下，它启发我们思考任何组织中“硬实力”与“软实力”、“业务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关系。 例如，一个技术天才或销售冠军可以凭突出业绩“打下”一个部门或公司，但若想实现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或融入一套公平、可持续、能被广泛认同的规则与文化（即“文官系统”）。 它提醒我们，纯粹的武力或短期绩效无法替代制度与文化的建设，真正的权力深植于人们共同接受的理念与规则之中。

本质上，这句话道破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深层原因。它不仅是历史规律，也是一种组织智慧：暴力或单一优势可以夺取权力，但唯有建构或接纳一套共享的意识形态与行政系统，权力才能稳固，组织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