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春秋到战国，小规模的局部性战争发展为有庞大军队参加的、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长距离作战的总体性战争，职业化军人和军事谋略家（诸子百家中的“兵家”）群体逐渐兴起，军事后勤及其他军事技术获得了长足改进。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在欧洲，相似的社会演变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产生，而中国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整个西汉时期，却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所谓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意指政府与儒士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朝廷将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且朝廷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儒士群体不但给予帝制政权以鼎力支持，而且还经由种种择优录用的手段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科层体制输送管理人才。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也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巨商大贾。毋宁说，栖身于儒法政体之中，中国的商人阶级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基础，亦无明确表达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形态依据。结果是，中国的商人总是设法在儒法政体的框架之内通过个人性的活动来争取自身的权力，而这种个人性的行为和策略最终只能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权力。如果不能形成一种组织化的政治力量示诸世人，商业活动一旦被视为妨害社会的因素，就会被儒法国家轻而易举地压制下去。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事实上，儒法国家形成后的帝制中国在“强制性普及”这一问题上达到了比罗马帝国更高的层次：在中国，君主与儒士之间形成的共生共存关系不但普及了精英层面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达成了很高的共识。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帝制中国的政治形态实际上是世界帝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为成熟的一种帝国形态，原因就在这里。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这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还带来了许多其他后果。比如，在国家与儒士结成联盟之后，帝制中国的政府实际上历来是由文官支配的，除非打仗，军事将领在这一政治格局中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位置。一名军队将领即使叛乱成功，但要想维持自己的权力，他就不得不同儒士群体建立起紧密的联盟，重新组织和启动一班文官政府，而在新建立的政治架构中，军队将领仍然空无实权。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在西汉时期成形的帝国儒学本质上是一套此世性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一种超验性的宗教。然而，帝国儒学不仅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而且是调节所有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套伦理规则。因此，就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而言，它在许多方面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会有上述诸多不同？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将对帝制中国的以上七个政治特征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事实上，作为试图以宗法礼教为基础来重塑政治秩序的哲学，儒家学说自形成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没有占据主流。这种情况直到近四百年后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之后才大为改观。这种结果是不难理解的：法家为不受制约的强势国家提供了合法性，而由法家改革所带来的国家在人员和资源动员能力和战争能力上的提高又使法家意识形态进一步赢得了统治阶层的青睐。战争与意识形态之间这种相互激发性的互动使国家的权利不断增强，为迎接全民战争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当时正在走向进一步繁荣的中国哲学和商业力量失去了产生任何突破性发展的机会。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要言之，关注帝制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无疑能够为我们带来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和洞见，但是，它们并不可能对本书所概括的中国历史的上述七个政治特征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