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当理想国的幻梦撞上现实政治的桌角,这句对比道尽了人类协作最深刻的悖论与荣光。
源自易中天《艰难的一跃》,该书剖析了美国制宪会议。这句话描述的,正是1787年费城那场决定美国未来的会议现场,作者用中国读者熟悉的《水浒》梁山泊作比,瞬间拉近了历史距离。
句子出处
这句话诞生于对中国历史的戏谑对比中。它精准地戳破了人们对“伟大会议”的浪漫幻想。梁山好汉靠“义气”和“均贫富”的朴素信条维系,行动高度一致。但费城会议的代表们,背负着十三州迥异的利益、复杂的个人理念与对“国家”这个新概念的不同想象。作者用此对比,正是为了凸显制宪会议的“艰难”所在:它的基石不是快意恩仇的兄弟情,而是充满争吵、妥协与理性计算的现代政治文明。这是一次从“江湖”到“庙堂”,从“意气”到“...
展开现实启示
在今天,它是一剂清醒剂,适用于任何需要集体决策的复杂场景。无论是公司战略会、社区议事,还是家庭重大抉择,我们常幻想能“同心同德、一蹴而就”。这句话提醒我们,健康的协作往往始于分歧与辩论。有价值的共识,不是在“头领哥哥说的是”的附和声中诞生,而是在充分表达、激烈交锋后,于分歧的缝隙中艰难生长出来的。它赞美的不是和谐的表象,而是为共同目标而容忍冲突、进行建设性博弈的智慧与勇气。
小结
因此,这句话的精髓在于对“理想协作模式”的祛魅。它告诉我们,推动社会进步的,常常不是豪情万丈的同一首歌,而是那些看似琐碎、充满争执却坚守规则的辩论。正是这种“不痛快”的进程,奠定了持久稳固的根基。
新部门的第一次团建
公司新成立战略部,抽调了各业务线的骨干。第一次团建,负责人小王本想搞成“梁山聚义”,定了“同心同德”的横幅,让大家畅想未来。没想到,技术出身的老李立刻质疑目标空泛,市场来的小张则担心资源分配。会议从“畅想会”变成了“辩论会”。小王起初很沮丧,觉得团队散了。但当晚,他看到老李和小张在酒吧继续争论,却一起画出了张更扎实的路线图。他忽然懂了,他们不是在拆台,而是在用各自的方式,共同搭建一个更经得起推敲的未来。没有大碗喝酒的痛快,却有细嚼慢咽后达成共识的踏实。
适合团队面临重大决策时共勉
提醒成员,有价值的方案必然经历观点碰撞,分歧是深化的前奏。
适合解释为何民主进程总是“慢”且“吵”
向人阐明,有序的争吵比表面的和谐,更能产生长久有效的规则。
适合自我激励,当感到孤独坚持时
你的据理力争或许正是“会场”里最珍贵的声音,而非不合群。
评论区
燕子大人omg
硝烟弥漫的战场至少痛快,会议室里的战争太折磨人了。
王小葵加油🍋
所以说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梁山泊只存在于水浒传里。
Irene_6744
现实中的合作永远伴随着分歧和争吵,这才是常态。
你在搞笑啊
有时候挺羡慕梁山好汉的直来直去,看谁不顺眼就打一架,赢了就当大哥,输了就认栽。哪像现在,明明对同事的方案有意见,还要斟酌措辞,先肯定再建议,最后还要加个“这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开个会跟演宫斗剧似的,累不累啊?但转念一想,要是真像梁山那样凭义气行事,公司估计三天就倒闭了。文明社会的代价,可能就是活得憋屈吧。
Solo_7477
过于真实
喜欢吃饭的虫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义气,终究只存在于小说里。现实中的合作,更多是利益的博弈和观念的撕扯。就像我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每次开会都要为停车位、物业费吵得面红耳赤,明明都是为了小区好,但立场不同就是鸡同鸭讲。最后往往不欢而散,问题还是摆在那里。梁山好汉的快意恩仇,在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Amy_2898
大辩论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头疼,最怕参加这种会议了。
清晖
写得真好,把制宪会议的紧张感和重要性都传达出来了。
penny603
每次看到这种历史描写,就会感叹自己的渺小。
到底什么名字没被取
开会开成战场,这体验我太懂了,上周部门例会差点打起来。
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 易中天 《汉武的帝国》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