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知道，是学校错了，还是社会每天越来越多地失去它功能的方向。在提出创造性儿童这个问题时，我们搞错了主体。因为是我们变成了疯狂的消费者，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创造。因无能而不安的我们等候着有创造能力的人出现。而且，由于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人，才最后失望地转向了孩子们。

越是与距离远的群体通婚就越有价值。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遥远的目光》

可以说各种文化像一列列行驶快慢不同的火车，在各自轨道上沿不同方向前进。与我们的列车同向前进的，在我们面前存在的时间更长，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观察车厢的类型，透过各自车厢的玻璃看到旅客的面容和动作。但是，在另外交叉或平行的轨道上，一列火车朝另一方向行驶，我们只能看到转瞬即逝的模糊形象，几乎无法辨认，往往只是视野当中一个短暂的影子，不能为我们提供有关事件的任何信息，只能引起我们的恼怒，因为它打断了我们对作为梦幻背景的风光的静静欣赏。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遥远的目光》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作人种学家而不是继续当大学学业为我确定的哲学家？为什么我的著作关注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种志细节？为什么我尽力准确鉴别每个社会都认识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各自的技术用途、可食用物种的不同制作方法――煮、蒸、烤、炸，或风干后熏制保存？多年来，我工作时身边堆满了地球仪和天体图，以便为不同地区和季节的行星及星座定位，还有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的论著以及有关哺乳类和鸟类的书籍…… 理由很简单，如果事先不能集中并检查这些数据，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我经常说到个中的缘由：不存在这样的普遍原则和演绎方法办法，它们可以预料构成每个社会历史的偶然事件，预料其环境的具体特点，预料它在可抓住并赋予意义的所有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所的所有侧面当中，给予其中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遥远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