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痛苦“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存在的挫折“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灵性的灾难”，而不能是指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奖灵性的灾难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存在性失望”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在弗兰克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二战后的心理学界，有一种倾向试图用“神经官能症”等病理学框架解释所有人类痛苦。弗兰克亲身经历了集中营的深渊，他目睹了无数人在绝境中因失去意义感而精神死亡，也见证了有人因找到意义（如爱、未完成的工作、对未来的希望）而顽强存活。因此，他提出“存在的挫折”，是为了捍卫人类痛苦的尊严与深度。他强调，因追寻意义而生的迷茫、空虚与痛苦，不是需要被药物“治愈”的疾病，而是人性高度与精神...

在当今这个物质丰裕却常感意义匮乏的时代，这段话如同一声警钟。我们习惯于将“不开心”、“焦虑”、“空虚”快速归因为“心理问题”，并寻求速效的药片或疗法。弗兰克提醒我们，要先进行“意义诊断”。当你在深夜质疑工作的价值、在关系中感到孤独、对宏大世界感到无力时，这很可能不是病，而是你的灵魂在叩问存在的本质。它鼓励我们正视这种“灵性灾难”，将其视为成长的契机，去探索、去创造、去爱、去承担责任，从而在穿越痛苦...

弗兰克将痛苦进行了神圣的区分：一种是需要治疗的病理痛苦，另一种则是通往深刻与伟大的“存在性痛苦”。他反对医学的过度干预，倡导以陪伴和引导，帮助个体在意义的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这不仅是心理学观点，更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生命哲学：我们的痛苦，或许正是意义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