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的标志物事它那目的性很鲜明的、无比丰富的社会构造。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得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

—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与中世纪局面形成对照的是，（巴洛克时期）政权、人口都已经不再游离分散，不再各自为政。 法律、秩序、统一，这些都是巴洛克首都城市的特殊产品。但是，这里的法律是用来巩固少数统治阶级的身份和特权地位的，秩序是一种机械性的秩序，统一只是官僚政客的统一。维护这种生活秩序的外部手段就是其军队。在这一切分支组织体制之下，有一种和谐是支配了各个领域里的智能，就是他们跨过各界的界限，为社会生活建立起一种新形式――他们的巴洛克城市。

—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在此我们将关注那些建筑师，他们意识到社会自身是建筑形式的主要来源，且只有依据生命的功能才能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形式。”

—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中世纪历史时期，士兵必须是与工匠、僧侣、商人一起分享其权力。而到了巴洛克时期，在极权国家权力统治之下，一切法律实际上都成了军事管制法。 战争技术的发展变化给巴洛克统治者一个强大有力的好处，就是他们能够控制组成社会的市政自治机构和团体。 军队兵营在巴洛克秩序中的地位，与修道院在中世纪秩序中的地位完全一样。 在巴洛克上层虚伪的礼貌掩饰之下，总存在着一个令人厌恶的高压统治和所谓严明纪律。这两种性质交织在巴洛克的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它的奢华和愚蠢之中。

—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那么，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最能“揭示其特征”的又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时代里的支配因子（dominants）和其退行因子（recessives）。因为，这两者都包含着过去历史中积极的文化遗产，同时又集中了当代文化中最成功的势力。但是，在这个社会的前台位置上，含量最大因而也占据最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前一社会的文化遗存（survivals），它比当时社会里的支配因子和退行因子都更强大。这些文化遗存繁衍趋势有能力对社会的新因子进行修订，有时甚至能阻挡新因子的诞生和引进。有时侯，文化遗存繁衍趋势也能向新潮流低头，甚至参与社会改革的潮流。

—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每种生活方式之所以令人瞩目，都不是它对环境的适应，而是对于环境的造反。人类既是生物，又是造物者；既是命运的受害者，又是命运的主人；他在生活中既要统治别的生物，又接受统治。到了人类，这种造反达到极致。表现得最彻底的也许是在艺术上。梦想和现实，梦想和限制条件，理想和手段，在艺术中混为一体，在表达的动态过程和最后的表达物中混为一体。作为拥有社会遗产的生物，人类属于这样的世界，其中既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其中他能通过有选择的努力超脱当时的境遇而创造自己的目标和未来，并改变周围非生命力量的盲目发展的方向。

—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