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与东坡去比，真觉得相去太远了。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归钱也有可取，不过是别一路，取其还实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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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若在世，听到这般比较，大概会苦笑摆手：“莫比莫比，我辈只是游戏笔墨，焉敢望东坡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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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实在”这个评价颇微妙。是说他们学问扎实，还是说性情上不够超脱？或许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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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是天才的全面绽放，诗文书画皆通；晚明文人多是专才，在某个领域深耕，路数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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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小品文就像精致盆栽，东坡则是参天古木。盆栽再巧，终究缺了那份与天地共呼吸的浑然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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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东坡置于文学长河中，确是巍巍高山。晚明诸子欲效其风，往往只得其形。袁中郎的可爱处，在于他学东坡不是学那份“大江东去”的豪迈，而是学其日常中的幽默与通透，写西湖写虎丘，都透着活生生的热气。这比单纯追求气魄要聪明，也更贴近生命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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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东坡只有一个。后人学他，学得几分像已是造化。中郎得了其“趣”，归钱守住了其“理”，都已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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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己行文冲淡平和，他欣赏中郎，恐怕也是因为那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暗合了他的文学追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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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的好，在于他打通了雅俗的界限，将生活过成了艺术。中郎学他，学到了对世俗乐趣的真诚拥抱，写市井写癖好，都不端着。这比许多徒学其豪放词句的后来者要高明得多。文学传承，有时真不是学腔调，而是学那种与生活和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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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衡，总爱抬出东坡这面镜子。周作人此言看似在排座次，细品却是在梳理一种文脉——公安派的性灵如何遥接宋人，而唐宋派的后劲又如何沉淀为清初的实学。这短短几句里，藏着一部微缩的文学史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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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钱一路的“实在”，在动荡时局中反而显得珍贵。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飞升，总得有人留下夯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