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还各自提出一种她们不要的女权。张爱玲不要的是如菲律宾一个岛上，一切事情由女人承担、做主，男人被养活；苏青不要的是女皇那样的没有男人作陪的女权。看到此，她们所提的女权便带有一种享乐主义的性质...而这些快与不快说到底又全是以男人的爱与不爱做前提的，将男人与女人的权利和责任提炼成一个'爱'字，便是现代知识女性的所为了。

在当时的语境下，张爱玲与苏青所“不要”的女权，实则是对当时一些极端或空洞女权想象的警惕与疏离。她们拒绝的，一种是让女性沦为纯粹“供养者”的母系社会模式（如菲律宾某岛），另一种是让女性陷入孤独权力巅峰的“女皇”模式。这并非反对女性权力本身，而是敏锐地指出，这些模式要么颠倒了压迫结构，要么以隔绝情感与生活为代价，都未能触及她们心中两性关系的核心——一种基于个体感受、有“人味”的平衡。她们的讨论，充满了...

时至今日，这段话依然犀利。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要警惕任何一种将复杂人性简化为单一权力结构的陷阱。无论是“女性全能”的负担，还是“孤绝女强人”的想象，都可能是一种新的异化。现代意义的女权，其目的不应是角色对调或独自登顶，而是构建能让两性都获得舒展、合作与真挚连接的关系模式。它启发我们思考：我们追求的，究竟是符号意义上的“权力”，还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与“爱”的改善？这关乎个体的幸福质量。

王安忆借张、苏之口，点出了某种女性意识的精髓：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形式的翻转或隔离，而在于深入关系内核，寻求一种不牺牲生活质感与情感需求的、务实的平等。它关乎权利，更关乎爱与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