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那时的表现与陈独秀正相反。他是刚自美国学成归来的真正的新青年，学问上固然“中西俱粹”;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在同乡长辈中，口碑极好。因而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什么“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烂帐，都上在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给了胡适。加以胡氏又是位调和气味极重的人，不因同乡长辈或平辈是官僚、军阀或纵垮子，就拒人于千里之外。纵是段系所召开的“善后会议”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辩。所以他同我家老辈在北京颇有往还。

“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胡先生对美国文坛概况一无所知，一点也没有什么难为情。他在座谈会上逼得说谎，且说了不少外行语，倒令我很为他难过。胡适哪里会有功夫去每季选读一两部畅销小说?这类小说的绝大多数算不上是文学，连美国严肃的批评家也不读它们的。美国高级文艺刊物这样多，胡适仅能提一提当年纽约两大日报所刊载的畅销书目表，实在太不合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了。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领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所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底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灭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二必有余庆，卜那位大熏娥，、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逸地回厨房烧菜去一了。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底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在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但是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辈对后起的青年学者则多鄙薄陈独秀(实庵)而推崇胡适之。政治思想问题倒是次要的。.一上要的是传统的礼教观念在作祟。陈实庵的偏激言论，本已不容于乡中前辈;而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公然在北京缥妓宿娟，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押客愤而动武之谓)。这行为使同乡前辈中的真道学、假道学都一起摇头叹息。此事胡先生曾亲口告我属实。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资助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来，笔者也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

— 唐德刚 《胡适杂忆》

因此，胡适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不用说，他对高度工业化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出了有深厚温情的维护。

— 唐德刚 《胡适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