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句子背景
这句话出自周作人《知堂书话》中的《<颜氏家训>》一文。周作人在评点这本南北朝时期的家训时,有感于颜之推在乱世中总结的务实、自立的生存智慧,并结合自身所处时代(民国时期)新旧思想激荡、社会剧变的背景,发出了这番感慨。他强调,在“奇迹绝迹”的现代,人要立足,不能再寄望于任何虚妄的捷径或神秘力量。
“周作人一生读书心得的精华,带你走进一个博学而闲适的精神世界。”
“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句子背景
这句话出自周作人《知堂书话》中的《<颜氏家训>》一文。周作人在评点这本南北朝时期的家训时,有感于颜之推在乱世中总结的务实、自立的生存智慧,并结合自身所处时代(民国时期)新旧思想激荡、社会剧变的背景,发出了这番感慨。他强调,在“奇迹绝迹”的现代,人要立足,不能再寄望于任何虚妄的捷径或神秘力量。
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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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国内文坛思想激荡,各种思潮与作品涌现,也伴随着审查与禁锢的阴影。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以其一贯的理性与平和,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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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但儿童常被视为“缩小的成人”,其独立的精神世界与阅读需求被严重忽视。周作人等人倡导“儿童本位”的文学观,此句便是在此背景下,对当时儿童文学贫瘠现状发出的沉重叹息。
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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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这段评论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周作人在品评明代文学流派“公安派”与唐代韩愈文章风格时,有感而发的一种文人价值观的比较。他借“文士”与“策士”之别,抒发对文学功用与文人立身处世的深刻思考。
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子韩非诸家,也能懂得。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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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这是周作人在品评历代文章时,对唐代大文豪韩愈(字退之)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次尖锐批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选者注云: “故老相传,姚姬传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此可知古文之通于音乐,即后人总以读八股法读之,虽然韩退之是否摇头摆腿而做的尚不可知。总之这用听旧戏法去赏鉴或写作文章的老毛病如不能断根去掉,对于八股宗的古文之迷恋不会改变,就是真正好古文的好处也不会了解的。我们现在作文总是先有什么意思要说,随后去找适当的字句用适当的次序写出来,这个办法似乎很简单,可是却不很容易,在古文中毒者便断乎来不成,此是偶成与赋得之异也。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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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出自周作人的《知堂书话》,他借前人评点韩愈名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时的趣闻,探讨了如何正确理解和创作文章。周作人批评了当时一些人像听旧戏、作八股文一样,只重形式腔调、摇头晃脑地“欣赏”古文,却忽略了文章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白的反对罢了。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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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这段文字发表于二十世纪初,是作者对当时中日两国教育现状的犀利观察与批判。他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罗素、作家威尔士以及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等人的观点,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教育正背离其培养“人”的本意,沦为塑造标准化“国民”的工具。
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我们不能指定这是工人的,那是女子所专有的文艺,更不应说这是为某种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现代野蛮民族里以及乡民及小儿社会里通行的歌谣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不能就成为“儿童的书”,须得加以编订才能适用。这是现在很切要的事业,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之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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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这段文字是周作人在探讨文艺大众性与儿童文学特殊性时的深刻论述。他强调文艺本应无阶级性别之分,人人可享,但唯独为儿童创作是必要且特殊的例外,并特别指出了女性在其中的独特优势。
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罗,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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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出自周作人1920年代的文章。当时,新文化运动后思想界活跃,但社会上“国家主义”与“党化教育”的思潮也逐渐兴起,试图将教育变为灌输特定政治立场的工具。周作人对此深感忧虑,他站在维护个人独立与思想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写下了这些尖锐的批判。
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 周作人 《知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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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周作人《知堂书话》。针对唐代诗人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推敲”二字的千古公案,以及韩愈认为“敲”字更佳的传统见解,周作人提出了独到批评。他认为后人脱离诗人当时的真实情境,空谈字眼优劣,实乃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