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句子背景
源自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这是先生对自己人生记录与写作态度的坦诚宣言,主张人生每个阶段的真实面貌,包括思想上的偏颇与错误,都应被完整、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以存生命的“真相”。
“这不是一本旅行指南,而是一本用双脚丈量生命、用文字对抗虚无的灵魂地图。”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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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这是先生对自己人生记录与写作态度的坦诚宣言,主张人生每个阶段的真实面貌,包括思想上的偏颇与错误,都应被完整、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以存生命的“真相”。
四十年代中叶的香港同今天的香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地少人多,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却一目了然:那时的香港颇有点土气,没有一点文化的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异常困难。走在那几条大街上,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地倾泻下来;又像是暴风骤雨,扫过辽阔的大原。让我感觉到,自己确确实实是在人间,不容有任何幻想。在当时的香港这个人间里,自然景观,除了海景和夜景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是山城,同重庆一样,一到夜里,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星,并辉争光,使人们觉得,这样一个人间还是蛮可爱的。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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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出自季羡林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记录了作者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的见闻。时值二战结束不久,香港正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大量难民涌入,社会处于动荡与重建的混沌期。
山林本身不懂什么饥饿,更用不着什么安全感。当全城人民饥肠辘辘,在英国飞机下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山林却依旧郁郁葱葱,"依旧烟笼十里堤"。我真爱这样的山林,这里真成了我的世外桃源了。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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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这段文字写于二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当时身处被德国占领的哥廷根,后又经历了盟军的空袭。在物资匮乏、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的极端环境中,城外的山林成了他精神上的避难所。
英国人常以英文自傲,他们认为,口叼雪茄烟而能运用自如的语言,大千世界中只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国家中,最不肯学外国语言的人,就是英国人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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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季羡林先生的游记散文集《一生的远行》。书中记录了他在欧洲游学时的所见所闻,这段评论正是基于他对英国社会文化的细致观察,生动勾勒出当时英国人普遍持有的语言文化优越感。
热带的天气必有与之相适应的热带的衣着,这在妇女衣装上更为明显。越南妇女的穿着非常有特点,有点类似中国的旗袍,但都是用白绸子缝制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开衩极大,几乎一直到腋下。裤子都是用黑绸子缝制的,上白下黑,或者里黑外白,又由于开衩大,所以容易飘动。年轻倩女,迎着热带的微风,款款走来,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绸裤,飘动招展,仿佛是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不是兀立不动,而是满世界游动,真是奇妙的情景!她们身上散布出青春的活力,使整个街道都显得生气勃勃。这是一种东方美,西欧国家是找不到的,越南以外的东方国家也是找不到的。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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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季羡林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这段文字出自作者游历越南时的细致观察,并非小说情节,而是对异国街头风物与女性之美的瞬间捕捉与礼赞。
我仿佛变成了一只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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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这部书记录了他漫长人生中在海内外的游历与求索。这句话并非特指某次具体旅行,而是他面对广阔世界与漫长旅途时,内心那种既自由又孤独、既向往又怅然的复杂感受的凝练表达。
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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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出自季羡林《一生的远行》,记录了抗战时期,季羡林与几位清华校友(包括物理学家王竹溪、哲学家乔冠华等)在从越南到云南的火车上,共度的一段特殊旅程。
法国人是一个愉快喜欢交际的民族。有人说,他们把心托在自己手上,随时随地交给对方。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德国人和英国人那样难。一见面,说不上三句话,似乎就成了老朋友,船上年轻的男女法国兵都是这样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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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出自季羡林先生的游记《一生的远行》,记录了他在远洋客轮上与同船的法国军人、平民交往时的直观感受。在那个跨洋旅行的封闭空间里,不同国家民族的性格差异被放大,形成了鲜明对比。
西贡地处热带。我从来还没有在热带呆过,熟悉热带风光这是第一次。我们来到的时候在当地算是春末夏初了,骄阳似火,椰树如林,到处蓊郁繁茂,浓翠扑人眉宇。仿佛有一股从地中心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使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饱含着无量生机。说到动物,最使我这个北方人吃惊的是蝎虎子(壁虎)之多,墙上爬的到处都是这玩意儿。这种情景我以后只在西双版纳看到过。还有一种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树上爬上爬下,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用小树枝打它,它立即变了颜色,从又灰又黄变得碧绿闪光,难道这就是所谓变色龙吗?
— 季羡林 《一生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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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季羡林先生的游记散文集《一生的远行》。这段文字记录了作者初到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时,对热带风光的鲜活观察与内心触动,充满了北方人面对全然陌生生态环境时的新奇与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