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经典语录

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恰恰是梦。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我从事写作，但对它从不寄予希望。 写作，超越希望。 然而，超越希望的写作，也就超越了绝望。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在天际，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人啊，你弯曲的脊梁，是劈开世界的另一道深渊。”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当我发现自己必须遏制本应该写出的想法时，我便身处流亡地，或者至少是处在近似流亡的状态。 当我被分解和割裂――我栖身于出生地，大脑却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文化中汲取营养时，我便处于流亡状态。流亡于地理无关，它是一种经验，不仅局限于从出生地移居到另一个国家。 当我在自己的语言之中，又说着另一种语言，我便处于一种流亡状态：被语言流放或在语言中流放。在母语内部的流放，是从子宫走向世界。我母亲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仿佛是把我从她的脏腑中流放。即使在语言中我也没有避难地，我在其中迷失彷徨，流离失所。仿佛我自己也将自己流放。我的流放地在不断变动，我不停地流放自己，以便知道怎样把握自身，抵达自身。幸运的是，我不会抵达，因为抵达只是一种物质的僵化。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在知识、政治和社会层面，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仍然背负着沉重的桎梏。今天，如果一个人足够诚实，他会感觉到：遮蔽了《古兰经》文本的面纱，使宗教变成了一股褫夺自我、褫夺自我所有理想的物质力量。在这个人类怀有诸多文明理想的时代，阿拉伯穆斯林却在任何层面上都没有共同的文明理想。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那么，我认为，流亡地不仅指空间，流亡地还存在于自身内，存在于语言中。在出生地的流亡，也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流亡更加可怖。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政治、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就本质而言，移居他乡并非流亡，相反，它是走出内心的沙漠。移居者受到内心愿望的驱使，想从“集体人”的阶段转向“个体人”的阶段。这是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对走出被束缚的传统、走向自由革新的渴望。总体来说，对于移居者而言，移居并非为了与他者融合，而是为了挑战风险，拒绝专制，期待工作和进步。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我所属的内部，是我并不认同的流亡地。正因如此，我在内部的两岸――在本源的此岸与探寻、等待的彼岸――之间游移。在造就了不义和压制、剥夺和排斥的过去与未知的将来之间，我悬于半空：拒绝回归过去，却又不知最终走向何处。在等待终点的同时，我用我的语言，漫游于我语言之内的另外的所在。对我而言，诗歌变得不仅仅是诗歌，它是海洋，大千世界的万物万象，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本质和过程，都在其中汇聚碰撞。诗歌是我的自由的祖国，是我疑问和叛逆的战场。我应该把它变成神话，以便和流亡地的神话遥相呼应。这或可以解释我何以钟情于历史。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像欧洲国家这样拥有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国家，都实现了内部团结、开放和和谐。而拥有诸多一致性、相似性甚至统一性的阿拉伯国家，却相形见绌，四分五裂。

— 阿多尼斯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