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说了算文案

法官与律师在司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两者的言论对公平审判构成的威胁在方式与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利益，为了让委托人胜诉，对媒体夸大事实或隐瞒真相都是可能的，老百姓并不期待他们保持高度客观或中立。可是，法官并非当事人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往往被视为事实与法律的中立裁决者，命中会认为他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比律师更有权威。由于法官影响力较大，与律师的不当评论相比，法官的不当言论对司法公正的损害更大。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民意是不可能量化的概念，任何一方确定的民意标准，都可能被实践中的反证推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民意纳入判决，是否有必要在判决中证明自己的判断意味着“举国共识”，确实值得好好商榷。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你必须假设别人的动机是好的，即使你并不认同他们的作为。如果你不做此假设，就会使观点分歧变成个人意气之争，这样更难在未来达成共识。"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最高法院或许并非民意的引领者，但它已用自身作为，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认可，就像2009年辞职的戴维・苏特大法官说的那样：“无论最高法院如何判决，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判决结果。这种信任，建立在过去几百位大法官孜孜努力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因为承继了前人的信誉、正直与良知才受到信赖。没有美国人民的信任，最高法院就没有权威。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最高法院当然能推动社会变革，但是，“大法官说了算”并不意味着判决是推动变革的主要途径，或者瞬间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布朗案判决8年后，由于地方政府刻意抵制，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与南加利福尼亚州的140万黑人儿童，仍然无法与白人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是时代的“大气候”孕育了布朗案判决，而大法官们审时度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事实上，最高法院的判决并非只是权力的宣示，更是一种理想的表达，当权力与理想合二为一时，才能慢慢影响人们的观念，直至形成一种为更先进的文化。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2002年，斯卡利亚曾来华访问，并受邀去某高校法学院演讲。应广大师生要求，演讲没有借助翻译，见到中国学生英文水平这么高，斯卡利亚一时兴起，脱稿发表了一番即兴讲话。演讲结束后，斯卡利亚对随行翻译说：“大家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提前结束了。”翻译问他的依据是什么，斯卡利亚笑答，别忘记我是教授出身，听没听懂，眼神就能看出来。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前不久，斯卡利亚的前法官助理们献给这位74岁的老人一幅油画。按照最高法院的传统，斯卡利亚退休或过世后，这幅载有他肖像的油画将被挂在院内墙壁上。 油画上，微笑的斯卡利亚身边放着四样东西：一本《联邦党人文集》；一本《韦氏国际词典》（第二版）；一张与妻子莫琳的结婚照；还有一幅托马斯・莫尔的肖像画，这位英国大法官因坚持罗马天主教信仰而被亨利八世所杀，是斯卡利亚心目中的大英雄。这些物件，最为生动形象地概括出了斯卡利亚的经历、信仰、性格与理念。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斯卡利亚在保守派法学院中有许多忠实拥趸。20世纪90年代，斯卡利亚曾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一名年轻学生努力挤到斯卡利亚面前，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我用您的名字来给我的宠物鱼取名了。”“哦，你是叫它尼诺吗？”“不，我把它取名为‘斯卡利亚大法官’”。一位教授无意间听到这段对话，便问这名学生，是否也用其他大法官的名字来给别的宠物鱼取名。“没有，”学生回答，“‘斯卡利亚大法官’把其他鱼全都吃了（Justice Scalia ate all the others）。”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

这一时期的托马斯，对民权事业的看法已经改变。过去，他努力为黑人争取应有的待遇。但之后的坎坷际遇却使他认为，传统的民权运动已经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黑人总是受害者，而白人总是统治者。托马斯承认，自己人生的每一步跨越，都得益于种族平权措施，包括获得圣十字学院与耶鲁大学的入学机会，但他还是认为，这类帮助最终只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人生发展弊大于利。在他看来，种族融合就是对黑人最好的护佑，政府越是着力帮助、扶持黑人，结果越会适得其反，黑人将更加被白人孤立。

— 何帆 《大法官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