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沙维特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所有的事情都是 不长久的，是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灾难的来临。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邪恶的人不知道他们是邪恶的，那些施暴的人不知道他们正在施暴，他们只是简单的服从命令，或者等待一次晋升，或者当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回家、安全和稳定的时候，他们只是必须做可以让他们继续生存的事情。 ――平庸之恶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历史不是一个火车站，因为即使你滞留在最偏远的火车站，你仍然确信，即使你误了这趟火车，下一趟火车仍会抵达。你也许会等待一个小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但下一趟火车仍会到来。历史并不这样。在历史的情境里，如果你错过了你应该登上的那趟火车，就不能指望还会有下一趟。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这样生气、这样恼火、大失所望。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任总理，我势必会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定。也许我还会设法挽救一些定居点，或者是一小部分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但因为那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既傲慢又冷酷，于是时间流逝了，机会溜走了，火车驶离了车站。现在我没有看到下一趟火车的到来。一列火车都没有。而这只会令我更加悲观和沮丧。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深爱着这片土地了。我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不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穆斯林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 、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本特威奇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十九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 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 （Judea）。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