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守明

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往，基本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地理大发现以前，沟通三大洲之间的商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陆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后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第二条海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第三条海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经红海至波斯湾，再乘船前往印度和中国。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关于一个小国来说，要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就必须壮大力量，否则只能任人宰割。借用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提出的命题，也许很能够说明问题：“生存依然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在反抗穆斯林统治和邻国侵略的斗争中，磨练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以及穆斯林对传统商路的掌控，使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封锁的性质。特别是随着欧洲向东门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偏居于亚欧大陆一隅的西方人，更是陷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欧人迫切希望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东岸，直达东方的贸易新航路，从而打破摩尔人的封锁与垄断。探寻新的航路，从事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决非易事，而是一项人、财、物投入多、利润回报丰厚，但危险性极大的冒险活动。在大航海时代，最初的海外探险与发现等殖民活动，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的冒险行为。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如此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缘由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缘由。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今天，不管你怎样认识那个轰轰烈烈而又瞬息万变的时代，也不管你怎么评说那些由水手们带来的是是非非，那个曾经造就了探险英雄们的大航海时代，那些曾经创造了航海伟业的水手们，都已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重温他们征服海洋的故事，也许会不断地激发起我们这些后来者新的自我超越的勇气和信心，激励我们循着前人的足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探索、不断进取，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高度。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山鼻祖，亨利王子对航海事业的贡献，不在于亲自去海外探险、发现，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探险事业的大力推动中。在亨利王子的麾下，曾经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航海团队，包括第一流的探险家和科学家。正是在亨利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葡萄牙的航海活动从此不再是纯粹的个人冒险行为，而成为一项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伟大事业。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在经济上，南欧地区地中海沿岸，一些工商业发达的都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随之开始，资本原始积累为欧洲未来的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在政治上，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为代表，形成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这是西欧各国经济起飞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在思想上，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南欧的意大利蔓延到北方的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挑战罗马教皇权和批判宗教神学的基础上，不但发现了长期以来被基督教禁锢的世俗的“人”，也发现了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客观世界。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大航海时代 (Age of Exploration), 又叫地理大发现时代 (Age of Discovery), 是一个肇始于15世纪，止于17或18世纪的历史时期。期间，欧洲人突破地中海的地域限制，跨进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并借助于海洋的探险与扩张，第一次与包括非洲、亚洲，甚至还有美洲、大洋洲在内的外部世界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1770年，库克在修船期间深入澳洲内陆考察，发现了袋鼠。他问土著人这种动物叫什么名字时，土著人用其方言回答”不懂“，库克便误将其英译”kangaroo“当作袋鼠的名字。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

十分有趣的是，最先引导葡萄牙人走向海洋帝国之路者，既不是某个雄才大略的葡萄牙君主，也非某个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葡萄牙航海家，而是一位从未出海远航、却又有着“航海家”之称的葡萄牙王子，他确是若奥一世 (1358―1433) 的第三个儿子堂・恩里克 (Dom Henrique, 1394―1460), 英语译称为“航海家亨利”。

— 姜守明 《世界尽头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