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强不能以为能，试图 "发明 "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同样的灵魂怪物。

—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卡理斯玛支配无论在哪一方面――当然也包括经济的基础这方面――都与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恒常性的收入，特别是货币经济与货币租税来维持，而卡理斯玛则虽生存于此世，但却不赖此世之粮维生。不过，这有必要加以正确地理解。卡理斯玛有时确实是有意识地避忌拥有及赚取钱财，就像圣方济和其他抱有同样思想的许多人。只是，这当然并非定则。如此，在我们价值中立的用法下，一个天才型的海盗可以是个“卡理斯玛”的支配者，而卡理斯玛的政治英雄则去追求战利品――特别是钱财。

—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 马克斯・韦伯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假设，公权在一定条件下，或者在更多程度上反映了私权，那么本身公权便可以由个人意志或部分团体意志作为一种强制力量来推行，同时推行这种行为或意识的本身又是公众所需要的，那么这便陷入了一个那方力量都无法控制公权狂奔的危险区。

—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

然而，无论如何，与加尔文宗相比，虔信派中生活的理性化强度必然较小。原因在于，来自从一开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恩宠状态以确保永生未来的思想的内在动机在虔信派内被转向了当下，因为虔信派面向信徒的情感。在预定获救者通过在天职中无休止的成功工作一直努力想要获取的确定性的地方，现在来了谦卑、羞怯、和不安全感。

—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与任何官僚制官职组织类型相反的，卡理斯玛结构并不知何谓卡理斯玛之担纲者及其辅佐者的任命与罢免、“资历”与“晋升”的任何形式与规律程序，他们既没有“俸给”，也没有规律性的专门教育；卡理斯玛结构亦不知何谓监督部门与上诉法庭，以及这类机关之地方性管辖区及其自主的、切事的权限之规划；最后，在卡理斯玛结构里，也没有独立于卡理斯玛把持者个人( Person)以及独立于其纯粹个人性卡理斯玛之存在的、常设性体制存在――如官僚制之“官府”。卡理斯玛所知者，惟独其自身之内在的确实与限度。

—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假使公权在合乎公法的基础上所行使，而它的行使能够真正符合公共意志吗？在这里，显然要打出一个问号，因为公权并不一定是由公众每个人做出的，公众也不可能做出一个全员同一的决策，那么公权不可避免的带有一部分的意志，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推测公权在更加微观的环境下直接反映握有这项公权决定权的那一位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假使这是成立，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问题上它反映了多数的公众意志，并在公众意志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意志的话，公众如何避免这个个人意志不是公众意志的表述，即是说他的个人意志不会给公众带来负面，而且确实反映了公权设立的预想？

—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

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Anpassung）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Beherrschung）世界

—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

进入英雄性忘我状态的能力，像是北欧的“勇猛战士”(Berserker) ――有如一条狂犬般咬进自己的楣、咬向所有周遭的事物、直到跃人嗜血冲天的狂气中――，像是爱尔兰英雄秋秋连、或者荷马的阿基里斯(Achilles)，无非是一种狂躁性的发作，人们长久以来即认为上述勇猛战士的发作是借用烈毒而人为产生的；在拜占庭即豢养着许多具有这种发作素质的“金黄兽”，就像古代被养着的那种战斗用大象一样。萨蛮的忘我是和体质性的癫痫症连结在一起的，拥有这种症状一和验证这种症状，及是卡理斯玛资格的证明。

—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

一切超日常的需求，换言之，超出日常经济范围的诸多要求，则往往于一个原理上完全异质的基础上被满足，特别是卡理斯玛的( charismatic)基础上。我们越是往历史回溯，此理就越是真切。道理在于：当危机(Not)出现时，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此时，“自然的”领导者就再也不是被任命的官职人员，也不是现今我们所谓的“职业人”(意指娴熟专业知识并以此赚取酬金者)，而是肉体与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意思是说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的）禀赋的人。

—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