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向以道自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陋习，总是将自家的一己标准冒充为代表国家民族群体利益的公共价值加以推广，强难于人，自己也因而获得了卫道的正义感而愈加相信师出有名。历史上的‘以理杀人’是如此，本世纪的‘革命大批判’也是如此。这样的批判姿态不能不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温床。”

这段话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反思浪潮中。其核心意义在于，它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暴力模式：知识分子（或任何掌握话语权者）极易将个人或小群体的价值判断，包装成不容置疑的“天道”、“公理”或“革命真理”。在“卫道”的光环下，批判异己就获得了道德合法性，从而滑向不容分说的精神专制。作者将历史上的“以理杀人”与当代的“革命大批判”并列，旨在揭示其同构性，是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创伤进行...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这段话的意义愈发凸显。它是一面镜子，照见网络舆论场中各种“政治正确”的绑架、道德优越感的泛滥以及非黑即白的站队批判。当人们急于用自己认同的“理”去审判他人，并沉浸于“正义使者”的自我感动时，恰恰可能是在复制那种“强难于人”的专制温床。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公共讨论需要谦卑与边界感，警惕任何将个人标准绝对化的倾向，无论它披着多么高尚的外衣。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从思想专制到政治专制的隐秘通道。其价值不在于否定“理”与“道”，而在于警告我们：当“卫道”的姿态压倒了对“道”本身的审慎求索，当批判异己的快感取代了对话与包容，那么，我们所捍卫的，可能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它是一种关于权力与话语的永恒警醒。